领导干部作风和操守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既有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封建遗毒、西方价值观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等客观因素，也有一些干部自身思想上放松要求和个体素质不高的主观原因，同时反映出我们在抓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仔细分析起来，至少有以下一些根源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根源之一：作风操守有着“软状态”特点，不同角度可不同“拿捏”。
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处于一种不易评价的“软状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拿捏”方法，这也正是人们没有把作风操守问题加以特别重视的重要根源。比如，就思想作风来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教条和经验却非常“管用”。按教条办事、按经验办事的，往往被人认为这个领导办事稳重，不会出事，因而被委以重任。对于自由主义，则被有的人认为是脑子灵活，“吃得开”，具有开拓精神，等等；就学风上来说，本本主义虽然不好，可现实工作中不少领导都是按本本去学，本本上没有的话不说，上面没说过的话、文件中没有的话不说，甚至在工作报告中也不敢说。这也被人认为说话“稳重”，比较“可靠”；就工作作风上来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众人皆知，但具体到某个单位和某个领导来说，受到政绩考核因素的影响甚大，官僚主义被认为办事“果断”、形式主义被认为办事能抓“重点”，只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上级领导看得到的地方、便于总结的地方就可以，只要能够使单位获得荣誉、使领导获得升迁就行；就领导作风来说，独断专行往往被有的人认为是“有魄力”、“有本事”；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被一些人认为工作需要，思想解放，甚至被认为“与时俱进”，等等。——这些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市场。因为作风操守不像其他问题一样容易定性，容易一眼看穿，它的“软状态”容易被人胡乱“拿捏”，再加上近年来实际工作中这种“拿捏”方法让不少人赚了便宜，因而市场面进一步拓宽，对党的事业危害甚深。
根源之二：作风操守属于“亚健康”范畴，未当作“疾患”加以诊治。
“亚健康”即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到了医院经各种现代化仪器检测，或医师、专家诊断均“查无实据”，没有器质性病变指标。但它导致人体的两个“下降”：精神活力下降、应变能力下降。表现为疲乏无力、精神不振、焦虑不安、易激怒、头痛、失眠、胸痛等，并且使病人普遍免疫功能低下，容易罹患各种疾病。确实，用医学上的术语“亚健康”来比喻领导干部的作风操守问题，较为形象贴切。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与“违法犯罪”还有较大距离，最多也只是“违纪”。再加上近年来对领导干部作风操守上的问题直接加以处理的案例很少，给人一种错觉是：作风操守问题连“违纪”也够不上。带有这种片面观点的领导干部和社会人士不在少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查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确实很多，但大多是经济上的违法犯罪问题，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即便有，也都是在查处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牵连和暴露出来的，是个“副产品”。就如同人们把“违法违纪”当作“疾患”需要重点诊治一样，人们把干部作风操守问题只是当作“亚健康”来看待，不愿意因此找医生，找了医生也下笔无方。于是，类似于“亚健康”的领导干部作风操守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新时期干部健康成长的“头号杀手”。
根源之三：作风操守问题有“温水效应”，在被“煮死”前不易清醒。
“亚健康”不属于“疾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会进一步病变，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恶疾”。对于领导干部作风操守问题的危害，还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就是“温水效应”。当一名领导干部在作风操守上出问题时，往往不被重视，尤其是不被自己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推进，作风操守问题愈演愈烈。比如，教条主义容易导致地方和单位工作难以开展，自由主义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错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容易酿成为损害群众利益的重大事件；领导作风上的独断专行容易引起经济腐败，领导班子的软弱涣散则易导致工作上的重大失职和渎职。最严重的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开始也只是吃吃喝喝、小搞搞，慢慢开始乱搞两性关系，当包养情妇等问题发生后，没有经济上的腐败支撑不行，因而经济上的腐败几乎成为必然。更有甚者，重婚、情变、情杀等恶性事件的发生，使腐败者措手不及，最终死在“温柔剑”下，才悔不当初。这正如青蛙掉进了正在煮的温水里，开始感觉甚好，到了烫得不行时，已经失去了跳出来的力量，只好眼睁睁地死去。作风操守上的危害，也正如此。据浙江省天台县原县长梁峻交代，1992年11月，他当上黄岩市路桥镇镇长不久，就不断有人请吃，到卡拉OK玩乐的事情也多起来。他说，“第一次进卡拉OK厅有‘三陪小姐’坐在身边，还浑身不自在，耳热心跳，如坐针毡。后来一而再再而三上歌舞厅，似乎成瘾了，隔三差五不去消遣一下，心里真有点痒痒。”1994年夏天，一家企业为谋求与当地某信用社合作，请梁峻从中撮合，以考察为名，请他到海南三亚游玩，并在他住的别墅安排了一位三陪小姐“放松放松”。此后，梁峻的道德良心急剧滑坡：从被“朋友”邀请到主动暗示铁哥们安排、追逐声色犬马，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几次专程开着车子，和所谓的“铁哥们”一起到温州雁荡山、绍兴等地嫖娼。是啊，作风操守上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多么严重，多么害人，但之所以不被人重视，那就是开始时给人的感觉都很好，甚至是十分美妙，人们不容易看清这温柔背后的可怕的“剑刃”。
根源之四：作风操守是腐败者的“脓头”，是全方位腐败的“恶果”。
作风操守上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不被重视，当事人不愿接受监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此时的当事人已经腐败，或者已经开始腐败。在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腐败的同时，他想到的不再是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取信于党和人民。相反，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职权，更多地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更多地为情妇谋取好处，更方便地拒绝外界的各种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在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在学风上，其实连本本主义也是念给人家听的，他自己根本不当一回事。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作风操守上的问题只是腐败者身上的一个“脓头”，是腐败者全方位立体化腐败的一种“恶果”。作风问题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一方面作风问题容易引起经济腐败，另一方面，经济腐败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同样也为生活腐化创造了条件，甚至成为某种必然。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长期与9名女性保持非法两性关系，有的还为他生了孩子。这些“二奶”个个都从雷渊利那里获得好处。唐玉凤做了雷渊利6年情妇，雷陆续给她寄了31万元。“二奶”王艳对雷渊利撒娇说，你要真爱我，就在长沙给我买一套房子。她这一句话竟“激活”了永兴县的一项工程：为了给王艳筹措买房的钱，时任永兴县委书记的雷渊利便决定仿效首都的规制，在永兴建人民大会堂，项目预算1000万元，但最后结算时工程款达到2700万元，每个乡负担100万元。当了郴州市副市长的雷渊利一手提拔另一位情妇邱丽娟当了该市城管局的科长，雷教她虚开发票报销冒领公款，邱多开了14万元发票，雷渊利批评她弄的这个数字不吉利，邱丽娟便虚开了18万元的发票报销。雷渊利和“二奶”黄静生下私生子后，黄静竟荒唐地要雷渊利为他们的私生子设立“成长基金”，数额提高为1500万元。充当众多“二奶”的“提款机”的雷渊利，先后173次共收受贿赂950万元，贪污18万元，挪用公款达2650万元，可谓罪大恶极。而其作风操守问题，确实只能算是一个小“脓头”而已。其实，有着类似“脓头”的贪官又何止一个雷渊利，近年来的成克杰、李嘉廷、刘方仁、王雪冰、刘金宝、李金宝、刘志华以及最近暴露的邱晓华，腐败的模式都是大同小异。有的干部在失去监督、放纵权欲的情况下，也导致情欲失控，腐败堕落。
根源之五：作风操守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是腐朽现象的“沉渣泛起”。
除了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素质和心理根源外，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毕竟，这些年来专门就作风操守问题查处领导干部的案例实在太少，相关的教育制度等措施也没有跟进。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领导干部也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整个社会的风气对领导干部思想和心理上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近年来，在市场观念的冲击下，各种错误的包括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时常影响着人们。社会上“傍大款”、“包二奶”现象较为严重，嫖娼赌博、封建迷信等腐朽现象如沉渣般泛起。发生在领导干部个人身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包括作风和操守上的错误行为，大多可以从整个社会的“大本营”里找到根基，找到蓝本。还有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羡腐”等腐败文化，也都助长了手握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影响了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惯。因此，领导干部的作风操守既是社会的“风向标”，可以影响到全社会，同时，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也可以影响领导干部，成为领导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动力源和文化源。
上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告诉我们，促使领导干部出现种种作风操守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组织和单位监督不力的原因，也有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个人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根源，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才能对症下药，集中力量予以整治，从而推进干部作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