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文重点分析了茅盾写作《虹》的时代背景和《虹》的主要结构,并通过对茅盾《虹》中梅行素人物形象的分析,说明茅盾如何藉由女主角梅行素个人的成长经历,阐述了她价值观和革命观,充分展现这一人物形象存在的意义和魅力,借此来探索生活的意义和规律,给人们以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虹 梅行素 倪焕之
一、茅盾写作《虹》的背景
茅盾在1927年开始创作小说之前,已经是全国知名的编辑、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曾经参与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和通信工作。1927年四月至七月间, 国共两党分裂, 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及亲共知识分子的大肆捕杀造成国内政治情势的剧烈动荡。为躲避通缉, 茅盾蜗居在上海,整整十个月足不出户。身体的囚禁加上内心的痛苦困惑, 促使茅盾开始创作《蚀》三部曲,并从此让茅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家。
1928年6月, 茅盾完成《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追求》之后, 在好友陈望道的建议和帮助之下, 于7月离开上海, 前往日本东京。1929年5月4日, 茅盾在东京为叶圣陶的新作《倪焕之》写下评论《读〈倪焕之〉》一文, 从表现“时代性”的角度称赞《倪焕之》为“扛鼎”之作, 反击国内空有口号标语而无实质内涵和艺术成就的“革命文学”的批评。与此同时, 茅盾自己也正在进行长篇小说《虹》的创作。根据茅盾自述,《虹》的创作时间为1929年4月至7月。
从茅盾的自述无法判断《虹》的创作是否直接受到叶圣陶《倪焕之》的影响, 但是两部小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两部作品同样是在北伐革命失败, 经过一段情绪消沉悲观的时日之后, 以较为冷静的态度重新厘清、检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情势和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以男主人公倪焕之为小说推进主线, 《虹》则以女主人公梅行素为小说推进主线; 两者所选取的事件都是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和1927 年国共分裂, 北伐革命失败, 并且着重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想通过对《虹》的分析来说明茅盾在20 年代末期, 如何藉由小说的形式来回顾、厘清和反省五四运动之后到20年代的革命历史。由于茅盾的《虹》和叶圣陶的《倪焕之》有许多相近之处,在分析《虹》的过程中, 将以《倪焕之》作为对照, 以此突显茅盾的特色。
二、《虹》的小说结构
《虹》是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长和社会经历为小说发展主线的, 茅盾借此描写了五四新女性从五四到五卅的精神历程和转变。
小说第一节描写梅行素从四川出夔门前往上海的行船路途中的感受。这一节既是对长江巫峡险峻壮丽的自然景致的描写, 也同时透过梅行素对风景的感触, 概括地呈现梅行素的人生观和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她的已往的生活就和巫峡中行船一样; 常常看见前面有峭壁拦住, 疑是没有路了,但勇往直前地到了那边时, 便知道还是很宽阔的路, 可是走得不久又有峭壁在更前面, 而且更看不见有什么路, 那时在回顾来处, 早又是云山高锁。过去的是不堪回首, 未来的是迷离险阻, 她只有紧抓着现在, 脚踏实地奋斗; 她是“现在教徒。”[i]
梅行素是经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 凭着勇敢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挣脱了家庭婚姻的束缚,在社会经历的冲撞中摸索人生的定位和方向, 她不能回头, 但也还没有看清前面的目标, 所以只能把握“现在”,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一步是一步。茅盾曾提到对巫峡的描写不仅仅是以写实的手法呈现三峡风光之险峻, 也暗喻梅的身世,当行船穿过夔门时, 同行的文太太感叹“出了川境的长江一路都是平淡无奇的! 夔门便是天然的界线”, 但梅行素的感受却是:“呀, 这就是夔门, 这就是四川的大门, 这就是隔绝四川和世界的鬼门关!从此也就离开了曲折的窄狭的多险的谜一样的路,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自由的世间!”[ii]对文太太来说, 这段行船的旅程纯粹是欣赏三峡美景,但对于在人生的道路上磕磕碰碰的梅来说, 三峡之旅就是她生命历程的象征。她将远离多险的四川(过去),她将怀抱着信心和勇气投向未来广阔的世界。
第二节起至第七节开始倒叙梅行素在出川之前的经历。第二节至第五节描述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勇敢地挣脱传统婚姻的束缚。这是全书中最出色的一部分。梅是个生长在封建家庭,凭着做中医的父亲对她的疼爱而得以接受新式教育的益州女校学生。第二节开始时, 正是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一个月,这股 “爱国运动”和“启蒙运动”结合而成的浪潮扩散到四川成都的时候。当梅跟着同学去参加少城公园的抵制东洋货的爱国运动时, 她对所谓“爱国”并没有深切的感受, 但在此时她被父亲许配给经营苏货铺的姑表兄柳遇春。即将成为“偷卖日货的苏货铺女主人”的耻辱反而将她推向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中。茅盾利用这样的安排将五四“爱国”的概念和“个人解放”的概念结合起来。梅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思考自我解放的道理, 并寻求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方法。她勇敢地向青梅竹马的姨表兄韦玉提出私奔的要求, 但抱持着“无抵抗主义”的韦玉却退缩了。私奔的愿望因韦玉的退缩而破灭, 但梅却在学校排演易卜生的话剧《娜拉》[iii]时, 思想有了更激烈的转变。她崇拜剧中的林敦夫人, 认为她可以为了救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而丝毫不感到困难, 因为她是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这样的观念逐渐加深,使梅同意了父亲为她定下的婚约,她把自己的婚姻当作解救父亲债务的方法,并立志要使柳遇春成为她的俘虏。婚后的梅,虽曾一时感到昏沉、沮丧和惊惧, 但是因柳遇春的寻花问柳而再度燃起“战斗”的意志。她一方面努力使自己保持学生时代的坚定和勇敢,不被安稳的生活、丈夫讨好的温柔以及性欲的渴望所征服,另一方面也努力让自己和丈夫保持抗衡的姿态, 避免自己成为丈夫的玩物。同时她也积极地向同窗旧友徐绮君求援, 盼望时机成熟可以逃脱家庭的牢笼。一直到小说的第五节中, 梅前往重庆, 在路途中与旧情人韦玉擦身而过, 而柳遇春巧妙地阻止了梅和韦玉的重逢, 使梅下定决心离开父亲和丈夫,这时梅作为一个新女性独立自主、坚定勇敢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
梅从家庭婚姻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过程中的挣扎可以说是《虹》最精彩的一部份。茅盾对于梅性格的完整塑造和心情、思想转变的细腻描写是成功的主因,而茅盾对柳遇春的塑造也增强了梅这个人物在描写上的成功。茅盾并没有把柳遇春安排成一个恶人,只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庸俗的普通男人他很会赚钱, 婚前婚后都嫖妓,和梅那种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理想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女人很不相配。但是他的庸俗来自于他的成长环境,他是个孤儿, 出身贫苦, 从小被送去苏货铺当学徒,吃了许多苦,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爬到老板的地位。茅盾给予柳遇春以直接引语的方式为自我辩驳的机会, 展示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感受,也冲淡了读者对于柳遇春的恶感。同时柳遇春很喜欢梅, 他以商人的务实观点投梅所好来讨好梅, 常常买许多有“新”字的杂志给梅阅读(如“新潮”、“新青年”,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新思潮的意涵, 常常连“棒球新法”、“卫生新论”都包括在里面, 搞得梅哭笑不得) 。这样一个丈夫,使得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艰辛, 因为她的对手不是一个专制强横的压迫者, 因此她必须克服的是自己在面对丈夫的殷勤和生活的安定时所产生的松懈、软弱的心理, 锻炼自己独立勇敢的性格,她的敌人事实上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自己好逸恶劳的惰性:对于柳遇春这种殷勤,梅女士却感得害怕, 比怒色厉声的高压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当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几分真心,不是哄骗,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 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她是个女子。她有数千年来传统的女性的缺点: 易为感情所动。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 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 她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女主人公自我成长、自我超脱的心理描写, 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出色也最细腻的部分。
小说到第五节时, 梅逃离与柳遇春住宿的旅馆, 藏匿于同窗好友徐绮君处, 再辗转来到泸州师范学校的小学部任教。第六、七两节描写梅在泸州任教时的社会经历。对梅来说, 她是凭着五四个性解放的力量冲出家庭的牢笼,但是对人生却缺乏明确的目标:明白的自意识的目标并没有, 然而确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么时候占据了她的全心灵的一股力,也许就是自我价值的认识,也许就是生活意义的追求,使她时时感到环境的拂逆,使她往前冲;现在可不是已经冲出来了,却依旧是满眼的枯燥和灰黑。这不仅仅是梅的问题,也是泸州的同事们共同的问题,只是他们不像梅那样具有强烈的自省能力。这些同事并不专注于教育工作, 也没有在社会经验中追寻人生的方向, 却利用个性解放之便大搞恋爱游戏, 甚至闹出醍醐阁的丑剧, 事后却担心名誉受损。梅在这一群目光狭小、庸俗无聊的教员中显得鹤立鸡群,男同事对她的美貌的追求、讨好或觊觎,女同事因为她的出众而欣羡、嫉妒或鄙夷造谣, 她都表现得不以为意, 毫不动心。对她来说, 真正的痛苦不只在于同事的胡闹和攻击排挤, 更在于无法找到人生广阔自由的大路。第七节结束时,梅离开泸州师范学校小学部。在简单地交代梅在惠师长公馆又做了两三年的家庭教师之后,梅终于踏上离开四川的旅程, 小说结束自第二章起占了六章篇幅之多的倒叙, 时序与第一章梅出三峡相衔接。
第八章至第十章写梅到了上海, 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小说结束在梅参加“五卅运动”的示威活动。第八章开始时,以“江浙战争”点明时间是1924年十月下旬。从遥远的四川来到大城市的梅为复杂的上海感到迷乱, 如同梁刚夫对她说的:“太复杂, 你会迷路”。五四之后在生活的历练中变得坚定而勇敢的梅面对上海复杂的社会大环境, 以及对她的美丽丝毫不假词色的“英雄”梁刚夫时, 却也不由自主地生出缺乏自信心、优柔寡断的“第二个自己”。然而好强的她却不愿意走回头路, 她决定要像从前一样“高视阔步, 克服这新环境”。于是她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参与了秋敏女士所主持的妇女会工作, 在与黄因明同住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这些书籍如同五四时期“新”字排行的书报, 给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之后她在与梁刚夫的接触谈话中, 逐渐对中国的社会局势及中外关系有所了解。在梅被梁刚夫所吸引, 而梁刚夫却专注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 梅决定: “我也准备着失恋, 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iv] , 于是梅毫无私情地投入了热血磅礴的“五卅运动”。
《虹》以梅行素自五四至五卅的成长和思想转变为小说的发展主线,表现梅行素从五四接受新思潮而启蒙——以行动追求独立、自主的个人——度过五四退潮期的茫然苦闷——逐步了解社会情势, 并投入群众的社会运动中的转变。如同茅盾所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 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三、梅行素人物形象分析
梅行素和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相比,作为女性的梅行素, 所走的道路与身为男性的倪焕之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在五四时期,当倪焕之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站稳脚步,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梅行素还在与家庭斗争,与丈夫进行角力战,这突显传统观念给予女性的限制和束缚远比男性更大。在五四时期, 倪焕之所扮演的角色是“启蒙者”,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以教育的方式加以实践,而梅行素则是个“被启蒙者”,在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她面对自我个人、家庭和婚姻的态度。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 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 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 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小说的前二分之一, 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 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 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 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在作家的安排下, 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 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如同《倪焕之》一样,《虹》也呈现了知识分子从“个人”到“集体”的道路, 不同的是, 对叶圣陶而言, 他着重在表现知识分子陷落在“个人”与“集体”的断层中的窘境; 对茅盾而言, 梅行素参与“集体”,不但不是丧失“个人”, 反而是成就“个人”。
这样的差别来自于茅盾对“时代性”的要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强调小说的“时代性”, 而他所谓的“时代性”又包含强烈的“革命性”倾向: “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换言之, 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对于“革命性”的要求,使得《虹》可以说是茅盾在20 年代末期以共产党的史观重塑五四以来的“革命历史”的作品, 而主人公梅则是“革命历史”的象征, 以她个人的人生历程规划出“革命历史”的道路。将梅行素放在茅盾“时代女性”的系谱中, 有学者认为:以《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方太太、孙舞阳、章秋柳、《野蔷薇》里的娴娴为序,以《虹》的梅女士为终结, 从各篇小说创作的先后时序来看, 她们呈现某种曲线的运动, 向“革命”的历史运动与方向愈益靠拢。换言之, 随著作者描写技术的改进, 她们在思想气质上更具时代性或社会性, 她们的主体意识表达得更具革命性。梅所展现的“革命性”,可以从《虹》这部小说“小说的倒叙结构”、“人物性格的塑造”、“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小说的结局”等几个方向来证明。为了突显《虹》的“革命性”, 仍然以同为“教育小说”的《倪焕之》作为参照的坐标。
首先, 在“小说的倒叙结构”方面, 虽然两部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成长转变为小说的发展线索,但同样的两部小说都采用一部分的“倒叙”手法,在第一节以“乘船”的意象象征着主人公行驶在人生的河流上,并以“主人公怀抱着梦想迎接新生活”作为小说的开头: 倪焕之乘着低篷船沿着吴淞江来到新的学校,在本节结束时到达目的地, 赞叹着:“啊! 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 第二节起倒叙倪焕之过去的成长背景、学习过程以及产生教育理想的过程,第三节时序接上第一节,倪焕之展开实践理想的新生活。梅行素则如前所述,乘着大轮船沿着长江出三峡,行船出夔门时, 梅满怀喜悦: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 自由的世间!”, 第二节起倒叙梅在四川的经历, 这个庞大的倒叙一直到第八节才接上第一节的时序。
强调这个倒叙的结构目的在于突显出两位主人公同样乘着船,期待着新生活时,他们所面对的“理想”的差异:就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倪焕之是结束辛亥革命以来的消沉,他所向往的理想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教育”;但对梅行素而言,她所要结束的是五四走出家庭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她的理想是走到宽阔自由的世界(社会),她即将面对的是热血沸腾的“五卅运动”。对安排小说布局的作家而言,叶圣陶所着重的是“五四”,而茅盾则更强调 “五卅”。“五四”的精神是启蒙运动,而“五卅”的精神是(反帝) 群众运动。茅盾强调“五卅”,在于“五卅”是许多知识分子认识 “群众”的转折点,也是20 年代中期中国大革命的开端, 同时它能够鲜明地划出从“个人”到“集体”的“革命历史”的路线。
其次, 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 倪焕之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相当的差距,他的小家庭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以世俗的眼光来看, 倪焕之完全没有遭遇失败, 但是倪焕之却有深深的幻灭感, 因为失败的是他的 “理想主义”。与倪焕之的“理想主义”相对照, 梅是个“现在主义”者。她的信念是“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 只抓住了现在用全力干着。”她靠着“现在主义”摆脱了婚约的苦恼所产生的自怨自艾, 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离开丈夫,并马上付诸行动。她“现在主义”的决断力和行动力赋予她勇敢坚决而耀眼的“雄强美”, 使她周围的男子不论是苍白的韦玉或庸俗的柳遇春都显得胆小懦弱和平庸。即使到了泸州, 在众多学校同事之间, 梅依然显得大方坦率, 就连行事作风大胆的张逸芳也相形失色。
第三, 在“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上,同样可以看出茅盾重新梳理历史的态度。小说的前半部描写新思潮随着五四运动扩散到遥远的四川成都, 对于《新青年》等刊物的热切期待使得梅行素和仅仅识面的徐绮君迅速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在吸收新思潮的过程中,每一个陌生的新名词都给梅强烈的愉快和极度的兴奋。虽然梅毫无偏见地吸收着各种驳杂的新思潮,但是小说冷静的“叙述者”却站在更高的位置,不无批判意味地点明这些思潮对梅的人生困境而言都是“架空的理想”: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政府主义,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往往同见于一本杂志里, 同样地被热心鼓吹。梅女士也是毫无歧视地一体接受。
梅行素的行动力使得她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就是茅盾所谓“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地影响”和“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五四时期的梅深受“时代”的影响成为“被启蒙者”,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虽然前方的目标朦胧 但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历史”推着向前冲;而到小说末节时梅加入了“五卅”示威的行列,小说结束在“包围总商会去!”的“行动命令”中,这个命令充满着主动、积极、前进的力量,集体的人群反将时代推进了群众运动的新方向。
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也同样展现了“个人”到“集体”的道路。五四时期的梅行素受到个性解放的影响追求自己的前途,并且靠着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闯荡,和社会上的丑恶斗争,她将自己“个人”与环境恶势力相抗衡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她只相信自己。如同她的自述:“什么团体, 什么社会, 这些话, 纸面上口头上说得怪好听, 但是我从来只受到团体的倾挤, 社会的冷淡。我一个人跑到社会里, 社会对我欢迎么?”[v]她从来不曾意识到“群体”的存在, 因为“群体”对她而言只是压迫她的力量,而不是支持她的力量。梅带着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来到上海,当她因为想探知梁刚夫、黄因明的秘密活动而不得,好强的她竟想靠自己的力量 “独立门户”来从事梁刚夫他们所谓的“活动”, 完全不了解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意义。即使后来梅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到妇女会工作,她依然只感受到腻烦和无聊,无法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力量。一直到使人激动而愤怒的“五卅惨案”发生时,事件的严肃性使梅决定放弃对梁刚夫的迷恋而投身于工作,才感受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集体”的“纪律”。在5月31日的游行中,义愤填膺的梅一再被热血所激动,想凭着快意行动,但她却时时提醒自己:“纪律是神圣的!”,她了解到革命运动的严肃性,如果放任自己的冲动单独行动,只会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在“五卅运动”热潮的洗礼之下,虽然不能证明梅从此便顺遂地走上集体的道路,但是她终究认识到集体革命的重要性,同时有意识地压抑自己强大的“个人主义”。
四、《虹》的成就与意义
《虹》通过梅行素的一段人生追寻,不但真实地展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惘、痛苦与追求,而且生动地刻画了梅的性格。“虹”这一意象,既象征着梅女士对理想的一种感觉；既美丽、又虚空,那么诱人,却又那么缥缈；同时,这一意象也暗示着作者本人对于美、对于理想的深刻的幻灭感。《虹》的叙述,始终依循主人公梅行素的人生轨迹,但由于主人公的性格与思想始终是探索的、追求理想的,因而她的人生轨迹总是与时代大潮相追随,这就使作品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度与宽广的视野,有史诗的韵致。由《蚀》到《虹》,我们看到茅盾小说的审美情趣的确是崇高的、有史诗感的。他总是在寻求以一种美的形式,为中国现代风云变幻、可歌可泣的大时代“留一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