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新中国税收走过了风雨60年。这6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时代，也是税收事业蒸蒸日上的光辉历程。且透过几个片断，看新中国税收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百万元大钞”到“四万亿投资”
1949年解放前夕，旧中国出现了一个货币史上的“奇迹”---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钞”。但这不仅不是“荣耀”，相反却是耻辱。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国民党政府“税收只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税收不够印钞票”，导致货币狂贬，物价飞涨，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应运而生”。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两头黄牛，到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2.5‰。一张“百万元大钞”也只能买25粒米。这给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也导致了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后，税收事业逐步走入正轨，尤其是改革开放迎来税收大发展东风，国家的税收和财力迅速壮大。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 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祭出了四万亿投资的大手笔。这一被国外媒体评价为“其震撼力堪比北京奥运会”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其背后正是崛起大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定的发展信心。
从周总理的叮嘱到温总理的宣告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当时有关部门提出适当增加一些农业税，以缓解财政困难。周恩来总理听了以后，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今天记录在案，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能增加农业税负担；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也不能随意打农民的主意。” 这番情深意切、震撼人心的话语，流露出的是共和国开国总理对农民负担的无限牵挂。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庄严地宣布，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已实行了2600年、被称为“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对这惠及9亿农民利益的重大政策转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废除农业税，表面上看是为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从深层次来说，它标志着我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税收无用论”到“政府的奶娘”
新中国税收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文革期间，税收遭受严重损害。当时盛行“税收无用论”，税务局被诬称是“剥削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机构”，一些地区税务局被迫改名为人民收入局，税务专管员也改称人民收入员，“税”成了讳字。许多地方出现了“有税无人收，有税不会收，有人不收税”的乱象，全国税收收入连续下滑。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税收无用论”、“非税论”被逐步清除，税收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税收事业发展缓慢。上世纪80年代有顺口溜道是，“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工商税务是两条大灰狼”，“一商业二银行，饿死不干税收这一行”，反映的是当时税收环境和税务地位之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税收事业迅速发展，对税收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刻，马克思的名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税收的职能作用和重要地位日趋突出，目前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已经占到90％以上，税收在调控经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收，已经成为共和国的血脉。
从中央向地方借钱到首度结构性减税
新中国历史上进行了多次税制改革，其中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当时国家财力与经济增长比例严重失衡，重度“贫血”的中央财政只好向银行“透支”，甚至两次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不还。朱?基副总理一番实话震动时人：“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一场波澜壮阔、异常艰难的新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由此载入史册。正是这场里程碑式的改革，使我国税收从此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增强中央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立下殊功。
历经十年税收高增长之后，从2004年开始，税制改革的主题已经悄悄变成“减税”。取消农业税、屠宰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个税起征点……特别是2009年开始首度实行结构性减税，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车购税、印花税、利息税、契税等一系列重大减税举措，一年将为企业和居民减轻税收负担5000亿元。从增税到减税，从保增长到保民生，体现了税收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