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村民自治在实施进程中之所以引发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干部扮演的双重角色存在着矛盾，其深刻的宏观社会背景则是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为了避免笼统的价值评判，本文试以湖北省杨村的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加以说明和分析。
一、双重角色期待的内在冲突
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进行以下放权力为特点的改革。这一改革所包含的经济、政治意义主要在于：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作为经济主体，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作为政治主体，有了选举村领导、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自主权。
实行新的体制后，国家主要通过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进行行政管理，其内容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政策，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和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政务。
除了政务外，村内的公共事务主要通过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委会组织加以处理，村的领导人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外，还要负责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村因此成为一个由若干农户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大家庭，村干部则是负责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
由于村干部将两种角色寓为一体，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身份上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愈益突出。
二、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博弈
杨村是湖北省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普通村庄，它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发展方面，都能反映目前中国农村的状况，因此具有普遍意义。
1990年该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此人曾经在1987年前长期担任生产大队长，与村民有着广泛联系。票居前5名的还有一位由村民在9名正式候选人以外提名选举的人。此人为第6村民小组组长，能力强，有魄力，工作出色，群众威信高。而作为正式候选人的村支部书记和原村副主任，得票都较少。
投票结束后，由村委会选举领导小组确定新一届村委会成员。根据分工，得票较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得票最多的副书记都没有进入村委会。作为非正式候选人的第6村民小组组长也没有进入村委会。在其余7名正式候选人中根据得票多少取前5人，由其组成村委会。第1村民小组组长在这7人中得票最多而当选，原村委会副主任因得票少而落选。
杨村的这次选举过程也反映出村民群众和政府组织系统对村干部的不同期盼和意向，是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
而镇党政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突出特点是由镇下派干部和村党支部组成的选举领导小组主导着整个选举过程。
由镇下派干部指导村委会选举，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必须依靠政府的指导，否则村委会的依法选举根本无法进行。
杨村的两次村委会选举，基本上都是按照有关法律规范运作。但是与1990年的选举相比，1996年选举的民主原则精神有所弱化，村民参与的热情不高。这与政府和村民对于村干部的期盼和村干部自身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
其一，政府对村干部产生的影响力加大，希望村干部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政府意志。
其二，村民对作为当家人的村干部的期盼愈来愈高。村民之所以对1996年的选举表现得较为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不满村干部没能做好村民当家人的角色。在该村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寻求致富的门路。干部多次说要富村、富组、富户，但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村民对此深表不满，认为不更换干部便难以改变这一状况。所以，当村民拿到选票后发现正式候选人仍然是原来的村干部，便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失去投票的兴趣。
其三，村干部对代理人角色的认同程度较高，在贯彻落实政府任务方面很有办法。
(1)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也会产生冲突，甚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2)政府和村民对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这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选举、对村务管理等。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
(3)应该看到，村干部角色冲突的加剧是在政府任务不断加重的特定宏观背景下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不切实际或已经失败。村民自治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改善宏观环境，规范政府行为，调整政治体系，在“乡政村治”的总体框架下，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调适，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