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越来越成为人们嘴边时髦的用词时，很多人对创新的内涵其实还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日前，记者就企业创新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最早提出将企业制度的改革、生产合理化的改组及生产现代化的改造三结合同步实施方案的郭重庆教授。
国企脱困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记者：创新理论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在1911年提出来的，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引起的植物性增长，而是创新所引起的增长，并引申出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不过，对创新的理解有多种，创新是不是和科技发明、技术革新、新成果的产生是一类概念？
郭重庆：熊彼得的创新原意包含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及市场创新。国内占主流的提法似乎是技术创新，偏狭义的技术创新，使创新与技术创新变成了同义词。
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语，其判断标准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经济或社会的一种变革，是一种价值。”创新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企业为获利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活动，其范围也不仅仅包含技术，同时包含市场和管理创新。对创新判别的惟一标准是：是否能给企业带来利益。
记者：但相当多的人认为，与国外企业相比，当前我国企业技术落后，资金匮乏，只要有了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投入，企业就会有利润。
郭重庆：中国企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技术与资金的短缺，不如说是体制的桎梏。中国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瓶颈。从广大科技人员游离于市场和企业之外、科技与经济脱节来看，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狭义的技术创新概念和对技术作用的盲目推崇，导致对制度环境建设的忽视。当前“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等对时代特征的不同表述和自上而下的“技术创新”的呼声铺天盖地，但冷静地思考一下，当前我国面临的仅仅是技术创新吗？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出路绝非简单地依靠投入、装备的更新和纯技术性的措施，而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治理。
创新主体
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记者：很多人在谈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时，往往希望政府在投资、项目安排等方面能发挥主导作用；但也有一些人，比如吴敬琏，他认为：“政府不是自己出马调配力量，确定重点研究课题，指导研究工作和安排生产运用，而是建立良好的制度，采取正确的政策，改善自己的社会服务。”企业和政府，到底谁该在创新中占主导地位？
郭重庆：毫无疑问，企业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制度环境的建设，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确立，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技术创新主体的角色，结果导致强化了政府权力的力量，弱化了市场的力量。前一阶段流产的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两高认定”，就是政府权力和技术权威试图对市场认定的替代。
我国的一些高新技术发展计划有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主管部门忙于分项目、分钱。假如是基础性研究或竞争前技术研究倒也罢了，但若是面对市场的技术开发，政府直接操持，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与企业相比，政府部门毕竟远离市场，往往不计成本和效益，只注重“政绩”，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国技术创新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依赖的仍是外来技术的支撑，从标志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来看，外国申请占了大半，国内专利申请发明专利只占16％，授权专利中企业只占1／5，企业远未进入技术创新的主体角色。
创造财富
企业家当仁不让
记者：企业没能成为创新的主体，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重庆：除了政府大包大揽以外，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太少。熊彼得说过：“创新的产生主要来自企业家的作用。”企业的基本职能就是市场销售加创新。人们通常把做出贡献的荣誉光环戴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上，而企业家则被描绘为利用别人的发明而发财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很不公平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在企业家的“需求”召唤下出现的。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很多科研成果很难用于企业实际生产，原因在于这些科研课题不是来自企业生产的实际需要。
记者：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企业家？是不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家？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公司老板是企业家吗？
郭重庆：从本质上讲，企业家是“能将资源变成财富的人”。拥不拥有资产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前提，世界500强的CEO（首席执行官）大多没有所有者的背景，他们都是精于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中国呼唤企业家，特别是领袖型的企业家，将资源，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知识、劳力、资本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财富。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企业家的时代。
市场竞争
亟须职业经理人
记者：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一大批科技人员携带自己的技术发明和科技成果下海，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自己成为企业的老板。这些人是不是能成为技术型的企业家？
郭重庆：创业者未必有经营企业的能力，创业和守业所需的能力和气质是不同的，绝大部分创业者并不适合做守业者，如果说创业需要更多的是技术，守业阶段管理比技术更重要，做学问的王选也认为“方正的危机是管理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不乏IT业界精英的IBM，也曾濒临破产，是一个并不具有IT背景的美国RIR饼干公司的CEO郭士纳拯救了IBM。思科的创始人、路由器的发明人斯坦福大学的鲍思科夫妇不善于经营企业而把思科卖给了MBA出身的钱伯斯，钱伯斯实现了当今世界公司市值的首位。
记者：但创业者的利益如何保障？比如一个厂长将一个小型国有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虽然此时经济环境变了，他的能力和学识已不足以领导这个企业继续发展，但他此时退下来，成为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员，岂不是有失公平？
郭重庆：这就需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特征。当前需要建立一种保证创业者利益的机制，创业者对公司的贡献应体现在创始股权上，同时要给经营者应有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空间和建立对其监管的约束机制。应保障经营者的利益，以克服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和同时具有大量亏损、成本最高的企业的不协调局面。
企业家是全球性的稀缺资源，但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一个被冷落的角色，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何去何从取决于中国企业家的生长机制与生存环境，建立企业家制度是国有企业最后的冲刺和突围。据我估计，不出5年到10年，不论国有或民营，企业的经营权将统统交给职业经理人，市场化的进程将催生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