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水产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文章深入剖析了农户提供的两类信息：硬信息和 软信息，并且对两类信息进行了比较，为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借贷行为博弈分析提供了理论前 提和准备。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6921(2008)22—0068—02
现实世界中农户行为受信息因素的制约(宋洪远，1994)，同样信息因素也对农户借贷行为 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由于完全、对称信息只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成立，而农户借贷市 场受到法律、道德、习俗约定等一系列规则的外部干预之下，难以满足完全竞争的严格设定 条件。
1 农户提供的两类信息
硬信息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信息，硬信息是规范的、定期的和明确的；软信息是含有主观判断 的信息，内容包含主观判断，主观判断涉及主体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这就不完全是是非 辨别，而是一种偏好，具有非规范性、随机性和模糊性等特点［2］。
在农户借贷行为中，农户向外部提供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硬信息”，另一类可 以称为“软信息”。硬信息是指资金变现能力强、信息接受方可控性好的信息，一般与现有 的资产状况高度相关，如农户拥有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软信息是指资金变现能力弱的 信息，一般与现有的资产状况相关性不强，如未来的现金流或无形资产等。硬信息和软信息 同样反映了农户的经济状况，硬信息和软信息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二者有一定的替代性。 硬信息和软信息还具有互补性，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农户的经济状况。硬信息反映了农 户现有的资产状况，软信息则反映了农户的无形资产或未来的现金流。农户属于小生产者， 所能提供的硬信息非常有限，而农户所拥有的软信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1.1 农户的硬信息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调整了土地占有、使用的关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户享有使用权，但是农户所使用的土地不能进行抵押。农户的另一宗大额财产是房屋， 法律规定农户居住的房屋同样不能用于抵押。政府限制土地、房屋的抵押权，维护了农户的 基本生存权利，然而，这把双刃剑也削弱了土地、房屋的金融功能，不具有像实行私有化国 家那样发展农村信贷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小农经济难以引导技术创新，基本处于传统农业耕 作方式，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工具的价值不高，不能够充当贵重的抵押物；加之，根本不存 在一个农户抵押品交易的市场，信用社即使处置这些抵押物，也不容易及时、足额变现。所 以，农户的生产工具不具备抵押物的属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户的主要物品不能成为 抵押物，农户通过抵押获得贷款的渠道并不通畅。农户的主要物品即硬信息可以是判断农户 的重要参考，但不是实质的依据。
1.2 农户的软信息——农户、村庄、国家相互关联的视角
农户的软信息在借贷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往往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实现程度。软信息包 括农户的品德、经营能力、诚实守信情况，以及在村庄社区和政府的网络中的节点位置。
农户既是独立生活消费的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二重属性。改革开放 以来，农户的选择和机会大大增加，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家庭副业或者外出务工，规 模和深度都比从前提高了。农户还是兼业小农，但是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农为主到 平分秋色甚至以非农为主。
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农户之间存在血缘、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家族、宗族相联系 ，地缘关系与一些非正规组织或正规组织相联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也会交织在一起。村 庄的内部结合紧密程度有地区性的差异，黄宗智相继研究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村庄的经 济、社会变迁。华北平原的村落非常闭塞，村民以村庄为界限的社交观，是村上生活许多方 面的习俗惯例；村庄内各阶层的相对闭塞性也不同，中农过的生活是最闭塞的：他所有的财 产和全部的工作都在自己村内，他的生产活动不会使他与村外任何人接触，但一村的显要人 物和贫农则不然［4］。长江三角洲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强有力的同族集团与微弱的 村社组织并存，这是由于居住分散等生态条件决定。两个地区的比较可以看出，华北平原村 庄范围内的地缘关系比较紧密，同族之间并不紧密，还由于阶层分化明显导致阶层的相 对封闭性也不同；长江三角洲村庄范围内的地缘关系则比较松散，同族之间比较紧密，能够 体现互帮互助［3］。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使 用权相对稳定，加强了村庄的封闭性，即使近年来逐渐出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增进了农户之 间的经济联系，但土地流转的范围一般不超出村庄范围，所以当前土地使用权流转并没有影 响村庄的封闭性，将来土地流转的范围如果越过了村庄的界限，那么必然增进村庄与外部世 界的联系。
农户与村庄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5］。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重新从生产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村庄的集体统 一经营在乡镇企业纷纷改制以后几乎成为空壳，农户与村庄的关系也松散了许多。村庄行使 了一定的政府职能，村干部往往从党员中选拔或者在当选村干部后非常容易成为党员，这可 以看作国家政权向村庄渗透的标志，然而财政并不负责村干部的工资，因此村庄更侧重于 一个非政府组织。近年来逐步扩大的乡村民主选举，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党员不再是必要条 件，村庄自治的内涵充实了。也有一些地方试点财政为村干部提供补助或工资，增强了村庄 的政府属性，这一点目前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村庄保留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近几年体现 出来一定的凝聚作用，农村城市化使土地的价值迅速提升，围绕土地的矛盾凸现，以及由此 导致的土地调整和村庄公共土地的出租，还有中央实行以工补农政策，农业的收益出现回升 ，农户开始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各地推行乡村民主选举以后，村官竞争激烈，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农户与村庄又紧密起来。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加快，城乡流动的规模在逐年增加，根据中国政府2004 年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2003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达到48 793万人，同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9 800万，是1990年1 500万人的6倍 以上，其中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是20.08％ 。劳动力的流动显然使农民的视野扩大了，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村庄之外的事物，村庄 的封闭状态难以保持下去。
然而，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村庄或家族这一层次。首先，农民外出打工往往 是通过亲戚、朋友或乡邻介绍，即使常年在外打工，他们中的多数是同族或同乡，农村生活 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异，使这些进城的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其次，农民工进城收入虽然占 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当比重，但是农业收入依然是家庭稳定的后盾，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放弃农 业经营包括承包地，很少出现全家进城的情况，再加上我国长期小农经济的熏陶，厚重的乡 土情结使离乡背井的农民建立起以家乡为中心的情感纽带。另外，我国建国以后城乡分治的 二元化政策架起了一道无形的藩篱，它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居民从出生开始就不能建立 在一个同等的起点上，这也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参与主体资格平等不相符合，因此民间纷 纷呼吁取消这一不公平的政策，尤其是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我国 的国情决定了城乡二元化的政策背后的利益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在目前情况下，农民 进城以后，他们身在城市，但是其余的方面并不能跟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待遇，无法在城市长 期生活下去，他们的依托还在乡村。
至于村庄与国家的关系，新中国成初期曾建立了土地均分的小私有制，但随后的全面计划经 济，从生产队、生产大队到人民公社的体制，把村庄与国家政权牢固的捆绑在一起。1978年 过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从此村庄 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离。政社分离把人民公社的政府职能独立出来，普遍成立了乡镇 政府，20世纪80年代为了发挥多种积极性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使乡镇政府成为有财政收支权 的一级政府机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源一段时间内主要来自于乡域范围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加之政府机构的天然膨胀倾向，国家对村庄的生产生活形成了直接控制，造成农民负担加重。随后中央政府连年出台了制止或清理农民负担的文件，但收效甚微，直到推行精简政府机 构的改革才算初步触及了矛盾的结点，农村税费改革在重重困境下坚持推进，后来决策层认 识到单兵突破难度越来越大，加之国家财力不断增强为改变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提供了物质 上的支持，随之开始了县乡政府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体制改革的综 合改革，至此方可以初步解决减轻农民负担与提供县乡公共物品的两难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县乡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只保留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其余的会逐步走向市 场，大量的裁减机构和人员，还有国家对农民实行免税政策，使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又相对减 弱下来。从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关系来看，适应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与村庄的关 系有一个平衡点，如果超出了这个平衡点，那么就加重了国力和民力的承受水平；相反，如 果没有达到这个平衡点，那么，就不能为乡域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户长期作为集生产与消费一体的基层单位，由于独立承担盈亏， 因此农户内部联系紧密。村庄处于国家政权与农户的重要结合点，决定了村庄的属性介于政 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决定于筹集税款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广度和深度，目前更偏重于自 治的非政府组织。国家也一直在调整在自身的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负责提供公 共物品，不能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虽然农业的弱质性需要政府的扶持，但要与计划经 济条件下违背市场原则的干预区分开来。
从农户、村庄、国家三者的关系来看，农户与村庄的联系远远超出与国家的联系。 而村庄更 倾向于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村庄内部或者宗族、邻居的日常交往使农户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结 构。即，在传统社会的村庄内部，农户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农户的 软信息；而一旦走出村庄，由于国家权力没有完全渗透到村庄，所以农户在村庄之外不具有 不具有多少软信息。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加强了对村庄的管制，农村 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样，农户的信用走出了村庄的界限，农村信用社的信贷 就是在乡镇范围内建立与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但是信用社毕竟属于正式组织，而非乡村社 会的一部分，所以农户对信用社往往缺乏足够了解。
2 农户借贷行为中信息的比较
农户拥有的信息，一类属于硬信息，是指资金变现能力强、信息接受方可控性好的信息，如 农户的财产收入状况；另一类属于软信息，指资金变现能力弱的信息，一般与现有的资产状 况相关性不强，如未来的现金流或无形资产等。农户普遍收入不稳定，总体收入水平较低， 而且缺乏可以抵押的财产，所以农户的硬信息较少。从农户、村庄、国家三者的关系看，虽 然国家政权对村庄的影响逐渐加强，农户与政府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但村庄主要是一个 村民自治组织，农户更多地生活在乡村社区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网络中，民间认 可的农户品德、信用状况组成了丰富的软信息。由于农户在软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农户 借贷行为正是要充分利用农户的软信息。
［参考文献］
［1］ 宋洪远.经济体制与农户行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对中国农户问题的应用 研究［J］.经济研究，1994,(8).
［2］ 王锁柱，李怀祖.硬信息与软信息的内涵及其关系研究［J］.情报杂志，2004, (4).
［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孙海泉.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J ］.中国社会科学，2003，(3).
［6］ 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 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