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电下乡”这个名词在当今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我国出现，应该是一种必然，这恰恰表现出我国的城乡是两个世界、两种经济体，否则因何称其为“下乡”呢？文章将通过如下分析来思考“家电下乡”是否使农民得到了好处和实惠？“家电下乡”究竟什么是其实质？“家电下乡”是否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家电下乡”；生产过剩；城镇化；就地安置；消费现代化
2007年12月，财政部、商务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4省市实行为期4年的“家电下乡”工程，家电品种定为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2008年12月，又新增10个省市实行“家电下乡”，为期4年；从2009年2月起，“家电下乡”开始向全国推广，并新增家电种类：空调、电脑、热水器、摩托车。至此，我国农民购买“家电下乡”标示的以上8种家电，可享受家电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80％，省级财政补贴20％。“家电下乡”的政策一经出台，家电厂商不亦乐乎地进行“家电下乡”的标示招标，各地经销商也蜂拥而动喜迎家电市场的再次繁荣。
“家电下乡”的家电以销售价的13％补贴给农民，这让人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对农民的帮扶和支持，惠农的特征是客观的。然而即将或正在开启的乡村家电市场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看家电的质量，媒体报道：海尔、创维、TCL等知名品牌进军此项工程，事实上这些家电厂家供应的家电多是特定的低端存货产品；其他家电厂家回应“家电下乡”的家电品牌效应几乎不存在；更有甚者，翻新家电、无“三包”家电悄然出现，穿着“惠农”的新装出现在乡村家电市场上。再看价格，“家电下乡”之前，家电的市场价格由供求调整，已经趋于合理。购买“家电下乡”标示的家电由政府补贴13％，大多家电经销商便立即提高市场价格，提价后有“家电下乡”标示的家电销售价格的（1-13％）约等于实行“家电下乡”工程之前由供求调整的家电市场价格，我们看到家电经销商通过“家电下乡”向农民出售家电，不但获得了市场价格更获得了政府补贴的全部，政府对农民购买家电的13％财政补贴落入到经销商的腰包，而购买“家电下乡”标示家电的农民只是还在以市场价格购买家电。
“家电下乡”不是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以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明确割裂了城乡，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工业积累资金。农业哺育工业，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前期的必然规律，然而工业对农业的及时反哺又恰恰是工业化成功的重要条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从农村而起，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我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却像非洲。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地阻碍着我国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有悖于社会主义大方向。工业反哺农业在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成为中国特色的难题，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先后发布10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由此带来的三农问题。工业反哺农业的任务艰巨，又堪称当务之急。然而当下的“家电下乡”却不是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也更没有能力做到，“家电下乡”的实质是家电的生产能力过剩，就是在这种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我国家电业寻求的一条重要出路。
我国的家电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经历了市场的空前繁荣、价格血战的落马和产品的艰难升级。目前，城市中的家电需求主要集中在高档产品和生活享受品上。普通家电在城市越来越无人问津的同时，城市居民对旧有家电的更新换代又形成了家电旧货市场。普通家电的大量存货、家电生产线的一时不能停废以及家电旧货市场，造成了家电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家电利润的趋薄又加剧了这一过剩带来的市场压力。需求何处找？在“希望的田野上”。然而过剩的供给即使在国家的补助之下也无力创造农村需求，究其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收入低下。
当前，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农产品销售收入，一个是外出务工收入。截至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约是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3，广大中西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又远远低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在世界上，城乡收入比例为2：1的国家已经很少，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例为3：1，若算上城市居民的灰色的收入，如地租和社会保障收入等，再考虑农民必须把纯收入的部分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中最基本是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和教育子女、医疗费用等等，这一比例大约是6：1，这在地球上绝无仅有。以教育子女费用为例，念完3年专科的费用约是2万元，这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家庭20年的收入。这样低的收入只能用在“刀刃上”，而家电毕竟不是“刀刃”。目前大部分农民除嫁娶外，对于家电的需求持这样的态度“不是当务之急”、“补贴后也同样买不起”、“买了也用不起”，他们更关心的是“刀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医疗费用、电价、教育子女的费用。
农民增收困难并时常难以持续，使得“家电下乡”很是尴尬，我们可以从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来认识“家电下乡”。就惠农的角度而言，“家电下乡”是典型的就地安置，而就地安置是一个权宜之计。相比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则是长远规划。落到具体的步骤上来说，在于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两个方面。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先导，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大的举措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目前我国约有60％的人口在农村，预计到2020年约有45％的人口在农村，到2030年这一比例约为30％。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数量和质量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加强，大城市充分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中小城市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可以提高自身容纳力成为城镇化的主力；有条件的乡镇、集镇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具有很大的吸收劳动力空间。城镇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在我国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的一方面即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条件和保障地转移出农村，他们部分在大中城市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商品服务业、餐饮业；部分进入城镇从事商业，提供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的生活用品服务；部分在乡镇企业从半工半农逐步转变到企业工人留居乡镇。农民到城镇就业，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稳住了工资，从而维持了企业的竞争力，可以持续地接纳劳动力。城镇化的另一方面即乡村自身的城镇化，使得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中资源和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避免了人多地少的问题后，人均单位产出增加，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础条件。
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医疗水平极低，“家电下乡”体现了促进农村的消费现代化趋势，然而农村的现代化应优先不容置疑地推进农业的生产现代化。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农业生产现代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技术支持是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我国传统地区的农业由于技术不进步，资本积累的回报率相当低，这必然要求通过技术途径来解决资本的缺乏，通过集约化生产、标准农田、优良种子、先进的培育技术、动植物防疫技术等来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反复地服务于农业生产，构成良性循环。生产决定消费，农村的生产现代化决定农村的消费现代化，在农村消费不能反作用于生产的阶段时，农业的生产现代化必须是优先推进，主力推进。
“家电下乡”并没有使我国大部分农民得到应有的实惠，当今我国的三农问题业已成为头等大事，权宜之计必须避免影响解决三农问题的稳步安排和长远规划。农业亟待工业的真正反哺，其中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得力抓手。
参考文献：
1、张宇,卢荻.当代中国经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王燕燕.从国外发展经济学透视我国农业和农民问题[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