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经济分析、经济功能被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文章首先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说明经济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共生关系，接着通过叙述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说明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重点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实践及其本质，最后提出中国应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学
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是一种论证政治和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而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经济功能被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
一、经济学不只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一种政治功能。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包括经济学理论的总结归纳，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还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马克思理论中，经济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共生关系。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有了数学，就具有了客观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伦敦麦克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的，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W．Lenotief）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实际结果却往往是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
实际上，即使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这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也不能表明它纯粹是一种客观的科学，它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忽视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意识形态使个体行为偏离了“效用最大化”原则，意识形态无法在“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中予以解决。
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历史
自由主义经济学发端于300年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西欧正处于封建王权、基督教教权与新生工商业阶层三足鼎立的格局。为了排挤教权，王权与工商阶层结盟在一起，大肆进行海外殖民贸易。随着工商阶级实力扩大，为了免于王权对他们利益的侵占和工商业发展的束缚，以斯密为首的工商资产阶级代言人，第一次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带入历史舞台。
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包含着一系列哲学、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支撑物，斯密是始作俑者，哈耶克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尽管他们的思想表述方式不同，但其内容并无二致：即人与生俱来的自利性与市场制度的天然协调一致，且资源配置最优，勿须人为干扰。在这里，因为市场交易天然是自由、平等的，所以每个人也是自由、平等的，不存在什么特殊利益阶层、集团或其意识形态。但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指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价值观念体系，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从早期历史观察，《国富论》出版之后，英国议会在讨论某些法案时，常常有人引证斯密的著作。从早期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自由”，到维护既得利益的“自由”，它实际上已被“异化”为一种体制化的意识形态，但形式更加隐蔽。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现实批判
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命脉，只是把凯恩斯“国家干预”作为对抗目标，重新强调自由主义的作用，主旨是放松市场。其逻辑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己利他，最终导致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被宣扬成永久地适用于人类的、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以科学的实证主义为学术规范，把自己的思想价值判断设定为中立，似乎全无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痕迹。
然而，由当今美国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哲学与实际经验的矛盾。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自利的人”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限夸大，并给以若干种所谓“客观化”的理论证明，但都不能掩饰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价值取向。诸如华尔街的金融界、市场中介组织、上市公司的CEO们不断为自己的“繁荣”而寻求总统、议会、政府放松管制，而当局的决策总是要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
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从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向其他国家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例如，1989年，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的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其三大支柱，主要内容包括缩小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放松监管、迅速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尽管这些政策对于当时的拉美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这些政策是应对危机而设计的紧急方案，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长期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未获得确认，这一点可以由本世纪初卷土重来的拉美金融危机来证明；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本质上是为拉美国家量身定做的，其对于其他国家的适用性也未获得确认，事实也证明，这些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然而，IMF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而是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经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获得IMF贷款的同时都被要求按照IMF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而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深深烙上了华盛顿共识的印记。
事实上，市场化也好，自由化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才是目的所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推行华盛顿共识，无疑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为了自由化而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一套政策，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于是乎，经济学意义上比较严格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极端化，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启示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思潮到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兴起紧密关联，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客观要求，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虽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辨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嘴脸。然而，它毕竟是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短时间内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要该意识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还依然存在，那么不科学的它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理性”的姿态混迹于世。当前，国际经济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我们所呼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始终未能建成。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以免遭受新的伤害。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选择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模式似乎成为改革的必然逻辑，于是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它的意识形态诸如“自利人”、“看不见的手”经学术界广泛传播已扩散到民间，成为流行的价值观念。如今，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提醒我们该到反思的时候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应避免过多地受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侵扰，不能任由某些利益集团以市场化为名，达到操控市场以获取暴利的目的，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切实维护本国利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而是为最广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我们应该以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地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应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还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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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