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谈到中国式管理，人们就会联想到易经、孔子、道、仁义等，甚至有学者把中国式管理分四类：由儒家思想及于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但无论哪一类、哪一种管理思想，无不涉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无不出自于古代中国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思想。而且，如果说到真正具有“企业”意义的组织，最早也不过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设的工厂或企业，而在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对于“组织”的概念除了“家”便是“国”了。因此，中国的管理思想脱离不了政府管理社会的窠臼，其思维结构、思维模式必然也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雷原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式管理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只有抓住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层次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而且他认为，要真正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了解这种农耕文明为什么会导致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维结构、思维模式？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思维结构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组织的生产。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教伦理，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宗教背景作为发展的动力。还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讲到，中国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因此在超越家庭以外的大型企业中，是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缺乏量化思维，不善团队合作等等，那么中国企业的前途何在？这种单向度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对中国式管理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深究中国式管理的内在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
因此，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讨论，必须从其内在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之特征开始，因为这些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
二、集权式管理的思维结构和模式
由此，我们将开始来探讨农耕文明下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首先，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每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处于程度较低的阶段，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大，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环境的不同自然使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另一些则适宜于从事商业、贸易。这样，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的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有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如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就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其次，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自然经济的形态，这种形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是重农轻商的传统，因为只有农业可以循环生产，只有农业是可持续性的恒产，而有恒产才有恒心，社会才有稳定。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在很长的时期都受到压抑。因此在自然经济成长下的农业文化，有一种求稳定的心理和观念，这是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价值取向。
再次，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文化确实与现代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民主、独立、自由等格格不入，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府管理思想，在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组织管理中维持了那么长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管理是非常成功的，其合理的内核不应该被忽略。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构成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取得理想的收成，必须具备有关天气、播种以及收获贮藏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而在古代以父系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下，此类知识往往靠家族内部的代相传承。因此祖先不仅具有血缘传递的属性，还兼有农耕社会的经验传递这一属性。滋生于农业社会的孝道理论于是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养，二是继志述事。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实际上，有关于“人”的原初观念，就是农业社会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人的构成与天地父母是分不开的，人既是天地的造物，又是父母的造物，于是人便成了天地二元和父母二元的结合体。这种自然及血缘的互渗和纠缠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特色。
《荀子·礼论》：“天地者，生之本也。”《春秋繁露·观德》：“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这种“天地—父母”的文化原型为传统的政治思维规定了基本的框架，自然而然也规定了传统管理思想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探讨这种文化原型的意义，是因为它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古代帝王，就是这种文化原型的人格化。而基于政府管理社会的思维中形成的，组织的管理者的人格特征也不可例外地受到文化原型的框架的约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讨论中国式管理，才能凸显出其特殊性。这种“天地——父母”文化原型论正是探讨集权化管理中思维模式与管理者行为的内在逻辑关联的可借鉴之处。
在“天地—父母”文化原型的思维结构中，抽掉任何一个元素都将使“人”成为不完全的“人”，这种崇拜的观念和对“天人合一”的崇尚，使得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和顺从诚敬意识成为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的内在取向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天地—父母”这种思维结构中衍生出来的是一些只具有“小孩”、“子民”意识的个体，这种个体很难有自主意识，缺乏独立精神和敢于负责态度，这也是传统中国人都把政治的好坏归结于为政之人的好坏而非制度的原因。因此在中国的组织或企业中，最高管理者被赋予超过其职责的期望，因而也比较容易拥有权威，这是中国式管理中具有集权化倾向的内在逻辑。
这种思维结构和模式归结起来，一是封闭性特点，所以解决问题会有向内寻求解决之道的倾向，着眼于精神状态的完善；二是稳定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善于调整人际关系，缓和矛盾，使之不至于达到冲突严重的状态；三，基于血缘关系上信任倾向，也就是信任的范围小，但信任程度高，注重小规模团体内的良好关系，形成高度信任的小团体。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存在，即完善这种集权化管理，使之成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
三、集权化管理模式的优势分析
学术界在论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管理思维方式上之不同有很多，典型的如曾仕强先生所总结的：中国人在思维上讲究集思广益，重视归纳法，西方人则重视逻辑推理，强调演绎法；中国人喜欢系统思考，喜欢坐而论道，西方人比较重视实践操作，强调运作。这种情况在企业的改革、重组中尤为明显，组织的结构变了，但思维的结构和模式没有改变，实际上其改革达不到深层次的效果。
我们关于“管理”的定义有很多，但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这在中国式管理的观点中是得到大家的认同的。中国的管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种“治人”文化，正确地选人、用人和育人，历来是治国之本，同时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中心工作。中国人特有的思想结构与模式的特征，以及受传统文化因素约束的管理思想，只要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模式和风格，都应该被视为对中国式管理的有益探索。
因此，我们归纳整理出了集权化管理模式的优势方面的理论。首先，经营战略决策以稳重为取向，着眼于企业组织的稳健和长治久安。“求稳”的观念要与“保守”的观念相区别，求稳并不是不变，相反，中国式管理中的变动性，即弹性理论，已经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决策上的稳重取向，是要根据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从中国现阶段来看，国有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阶段，民营企业正处于不断的发展壮大中，注重稳健、着眼将来，无疑是对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企业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
其次，组织中的管理者通常拥有较高的权威，这比较有利于管理者的对组织的领导，提高管理者对组织资源的支配、以及对组织成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的能力。领导是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其定义一般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被领导者；二是拥有影响被领导者的能力；三是领导的目的是通过影响部下来达到组织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行为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影响力、专长和模范作用的基础上，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领导目标的实现。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优势所在，也就是宋儒极力弘扬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
《论语·宪问》：“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
再次，“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自然顺势的方式处理问题。“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有时也叫“太极”思想，是一种管理的境界，在实践中通常要与个人的修养水平、知识能力等相联系，主要突出的是合理的管理思想，亦即中庸思想。
《中庸》：“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可以看出，中庸思想突出的是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的价值目标，不能把中国古代官场上那一套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西方的管理发展可以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就是合理化然后制度化，合理化贯穿于管理的发展历程。但过度制度化甚至僵化之后，就要回归根本，重新思考合理与否的问题。这些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相适应，当然是我们今天仍要继承的。注重合理的中国管理思想，有利于企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目前中国的企业，其内在的精神就是，培育与组织制度相协调的组织文化，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
最后，注重修身、用人，重人心向背、人才归离。以德为先，不仅要求作为管理者的个人，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规范作为管理者的言行，以身作则；还要求管理者在用人的时候，要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以权衡德与才。
《管子•五辅、枢言篇》：“德以合人”，“人以德使”。《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吕氏春秋•求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
传统文化的思维结构中，中国人都会认为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在今天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人才的争夺甚至是国家民族之间竞争的最重要因素，而一个企业要生存，同样离不开对人才的吸纳与培养。这种管理思想有利于组织中的成员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以德为立身之本的人才观，不仅适应了当前人力资源观念处于转型期的大环境下企业的运行，而且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有利于简化管理内容。因为除了组织的刚性约束，这种建立在道德修养之上的标准也是一种软性的约束，二者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互信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另一方面间接地提高了授权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监督控制的成本。
四、集权化管理模式的劣势分析
由此看来，以集权化管理为倾向的中国式管理，至少在目前我国企业的这种发展阶段中，这种管理模式是有其优势的，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在谈到其优势之所在时，不能不分析其弊端，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式集权化管理恰恰取了美、日二者的弱点，虽然集权但组织没有力量，不像美国集权化公司，组织力量强大；同时，横向协作沟通没有建立起来，又无法弥补因组织功能不健全而必须人为补充的协调一致，这又不像日本分权化公司，组织协调性非常好，组织间网络系统非常发达。这些弱点正如我们前述所分析的，有其内在的思维结构和模式引起的逻辑后果，但它不是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而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再组织对策，只有规避其不利于的一面，才能真正做到使之成为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式管理的理论组成部分。
首先，集权化管理的组织，其最高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特别是家族企业，甚至带有一种家长式的权威。这就可能带来最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等级差别意识，表现在领导者有没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仅凭个人好恶评价员工的表现的好坏，甚至成为组织制度的主要破坏因素。
其次，注重道德修养，强调“修已安人”，“安人”先“修己”，先把人做好，才能谈管理。这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它却包含着另一条思维逻辑，即只要“修己”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安人”了，但什么程度才算是“修己”成功，这本身很难界定，因此在组织中的管理总是强调“安人”多于“修己”。这样，一方面就可能造成管理者侵犯到被管理者的个人权利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欧国家信仰基督教，只有上帝或是上帝的代表——教会或牧师才有道德教化的权力，而在中国，这种道德教化的权力就包括在“圣贤”或“君主”的道德感化力量中，这种思维结构不可避免地使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具有道德教化的权力意识，他可以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员工，不管是工作或生活，都可能受到干涉，这就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危险。其后果就是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不和谐，管理不畅。另一方面就是有可能使组织的效率受到影响，在一些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员工的构成中通常带有人际关系的特点，但有一部分人并不一定是其岗位的最佳人选，这样就常常会产生一些冗员。然则基于伦理道德、人之常情或风俗习惯等原因，管理者一般倾向于在效率与道德底线中选择了后者，因为若不如此，他将蒙上道德的阴影从而使其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出于这种考虑，致使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得不到最优的配置，影响了企业的效率。
再次，“天地—父母”的文化原型，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子道”特征，即往往以人之为人子来定义人之为人，这在伦理层面表现为对孝道的执著强调。这不仅如前述所说的不利于培养具有独立、自主、负责的人格精神，而且使得沟通难度增加，信息成本提高，甚至滑向分裂，如果加入局部利益关系，还可能导致局部割据，不利于企业组织的长远发展。
最后，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通常表现在形式上时，就是模糊矛盾者的视线，做好好先生，却没有真正解决矛盾的办法。
五、以人为本的集权式管理模式
针对以上我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结构的分析，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封闭性文化传统的国家里，集权式的管理是比较合适的。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做到像西方那样的权利分散所要跨越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们不具有这样的有一个文化背景，同时我们所谈到的集权式管理不是简单的权力集中，是糅合了人本管理思想的集权管理。权力集中但不弱化组织和组织中的人，反倒是把激励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作为着眼点。韦尔奇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可以描述这种管理类型的特点:“我只不过是不喜欢那些刻意和‘管理’结合在一起的怪癖倾向——如控制、打压人们，让他们处身于幽暗之中，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繁琐的杂务与报告中。掐着他们的脖子，你无法将自信注入他们心中。你必须松手放开他们，让他们成长，允许他们获得胜利。”
集权化管理包括以人为本和以事为本两种原则，中国式管理是真正倡导以人为本的，从组织的运作和管理的结果来看，西方管理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机器，纳入组织的运转；而中国的管理倾向于把组织看成一个人，机动而灵活。随着自由时代的到来，人越来越不适应企业将自己物化成生产工具，而需要更多的自动自发，因为人在本质上不可能成为机器的。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集权式管理才能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组织中的人真正成为组织的首要资源。总结起来，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以激励为主要方式
激励是指管理者针对下属需要，采取外部诱因进行刺激，并使之内化为按照管理要求自觉行动的过程。激励是一个领导行为的过程，它主要是激发人的动机，使人产生一种内在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活动过程。未满足的需要，才会引起动机，所以它是激励的起点。激励必须是领导者利用某种外部诱因，刺激人的未满足的需要，诱发人的“潜在的需要”，一旦潜在的需要变成现实的需要，就会引起动机。人的需要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因此外部诱因也应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诱因刺激人们相应的需要。激励的目的是激发起人们按照管理目标要求行事，因此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在激励方面，不能只假设人是一个经济人，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满足了人们的生理，安全，情感需求三个层次的要求之后，有一个受人尊重的需求，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中国人很看中自己的社会需求，所以我们在满足了员工经济方面的需求之后，更多应该注重员工的精神需求。同时适时的时候都应当给足“面子”。
（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产、生活，就必然要同其他人结成一定的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到个体行为、工作效率和组织的凝聚力。实行人本管理，就是为了达到使矛盾和冲突缓和的人际和谐，达成企业成员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以形成目标期望的相容从而建立和维持和谐关系。现代企业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企业和企业之间，劳方和资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等，而这些关系又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利益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变得更加复杂。在如此条件下，如何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对整个企业来讲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在家长式的思维模式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领导应当注意对员工个人权利的尊重，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员工，干涉员工的私生活。中国人的观念历来讲究“家和万事兴”，因为有了人和，人与人之间就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各种矛盾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各，那么整个组织就能达到最小的内耗，最大的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培育和发挥团队精神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在一个家族或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团体内的团队精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也可以说在中国，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关系是培育团队精神的基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所以对别人都抱有戒心，很难有团队精神，而且很容易在企业内行成许多小团体，破坏整个企业的凝聚力。培育团队精神是提升一个企业战斗力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有系统配套的措施：
1.明确合理的经营目标。我们要有导向明确、科学合理的目标，把经营目标、战略、经营观念，融入每个员工头脑中，成为员工的共识。为此，我们必须把目标进行分解，使每一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和应做出的贡献，把每一部门、每一个人的工作与企业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
2.增强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领导是组织的核心，一个富有魅力和威望的领导者，自然会把全体员工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沟通主要是通过信息和思想上的交流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协调是取得行动的一致。
4.强化激励，形成利益共同体，即通过有效的物质激励体系，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企业命运共同体。
5.引导全体员工参与管理。这样企业能够做到吸引每一个员工都能够直接参与各种管理活动，使全体员工不仅贡献劳动，而且还贡献智慧，直接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六、总结
集权式管理要坚持管理科学化和制度化。科学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严格、精确、自律和试验。这些思想要贯彻到管理职能的所有方面，包括计划过程和由此而产生的制度、程序、政策、战略和目标、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以及激励和领导。尤其是自律，因为它是一种很高的自觉境界，是一种能够持久地激发人的自我意识的制度环境。我们不反对“企业人道主义”或“人本化管理”，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本化管理”是在科学管理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员工和管理者都能自觉得贯彻科学思想之后才能有效进行的。没有科学管理做基础，“人本化管理”将是无本之木。
集权式的管理相对分权式管理来讲，管理者拥有更多的权威。由于缺少监督，使得管理者很有可能会滥用职权。而对员工来讲，在集权式的管理环境下，依赖心理会非常强烈，不利于培养独立、自主、负责的人格精神。因此，确立制度的权威性显得特别重要，而制度得以执行的重要前提是制度本身是科学合理的，也就是制度的制订过程中，就必须考虑执行的问题。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真实准确地反映某一方面的问题和需要，具体地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或方法，确保制度得以贯彻执行。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企业的管理制度也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加以补充、修订和加强。
总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比较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在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及经济发展程度下，糅合了人本管理的集权式管理模式是比较适合中国的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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