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吴瑞林）

最近有不少人在研究环保工作时频频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据以分析预测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实际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源于对发达国家早先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实证比对，是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尚待实践检验。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说，它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简单套用极易产生负面作用。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十一五”以来，各级、各地的环保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与经济学界缺少本土原创经济学一样，环境保护方面也缺少结合本国国情的环保理论作指导，于是重操“洋腔洋调”的现象比比皆是。最近有不少人在研究环保工作时频频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据以分析预测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实际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源于对发达国家早先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实证比对，是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尚待实践检验。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说，它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简单套用极易产生负面作用。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

不能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作必然规律简单套用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学的一种假说，它呈现出来的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失败教训，对我国环保工作的开展是一个警示。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不能把它当作唯一规律来指导我们的环保实践。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工具，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在很多实践数据中得到验证。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有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　man)等，提出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一样也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本就是经济学的一种假说，并不能理解为一般规律，更不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要用科学的、慎重的态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引起了包括学界、政界在内的各界的广泛兴趣，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曲线拿来在自己感兴趣的范畴内对号入座，从而进行“是”或“否”的判定。比如，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环境状况开始好转；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GDP5000－7000美元的阶段，环境质量提前出现好转。有人在实证中还得到不同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其他曲线，如N型曲线等。也有人证明，一些发达地区并无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经济学对这一曲线的应用多限于实证研究，没有理由证明它可以演绎为具有全球普遍适用的必然规律。

——我国根本不具备依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条件任何经济学的假说都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不例外。在一定意义上，关注经济学假说的边界条件比关注假说本身更重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生态阈值”(生态环境承载力)足够大。它假设无论污染多严重，生态环境都是可逆的、可恢复的，因而拐点总是存在的、可实现的。在我国，尤其在经济承载量大的东部地区，其生态环境承载力经得起这样的假设吗？假如生态环境恶化到不可逆、不可恢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假设的拐点还可能出现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来就没有经受过不可逆转的生态阈值的考验，以我国脆弱的生态阈值来探这个底，在理论上是幼稚的，在实践上更是灾难性的。太湖、滇池逆向治理难的教训已经够沉重了，我们还有多少“试错”的本钱？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出来的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假如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个传统工业化的教训当作必然规律指导新型工业化的实践，它岂不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依据”？倘若如此，一定有人会说，规律要作用于实践，人只能探索、发现、适应、应用规律，而不能违反、改变规律。既然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作必然规律，那么按照这个规律现阶段污染必然是要上升的，我们哪有本事“违反规律”把污染降下来呢？我们只有顺应这个规律了，现在全国人均GDP才1703美元，离5000、8000、10000美元还早着呢，反正“拐点”迟早会来，环境迟早会逐步改善，何必白费力气？如此下去，岂不后患无穷！

所以说，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讨论分析我国的环保问题，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毕竟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当代的科技水平、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等都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及传统工业化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精髓所在，解决自己的环境问题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以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造成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偏差。

正视我国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与紧迫性

中国的环境问题有很多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特殊性与紧迫性。与国外相比，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无论从纵向或横向的角度看都可能来得更为严峻。如果措施不力，我们非但迎不来环境改善的下行拐点，很可能面临环境加剧恶化且不可逆转的上行拐点。

——工业化发展加快，但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在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正在整体恶化。尽管从“九五”时期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但直到“十五”结束，这个转变、调整也没有实现。仅“十五”期末与期初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土地消耗、电力消耗等弹性系数都是上升的，单位面积承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也是上升的。环境污染的范围也呈现出从城市向农村、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展的趋势，污染的程度总体上呈持续加重的态势。

——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担着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制造业中我国的多数产业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较多地表现在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的环节。在招商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环境、资源、劳动力、安全等方面的不完全成本换取了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利益分成中仅得到一点可怜的打工收入，并且还日益成为焦点受到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责难。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了污染转移。在国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地区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往往伴随着污染转移。因此，现阶段承接产业转移存在明显的叠加污染状态。

——在法律法规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环保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更多反映的是过去的实践与经验，而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环保事业的要求，这些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提高、创新、发展。经济学中的“外部性”问题在环境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非公经济更多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私有者的逐利冲动在环保问题上侵害公利的情况亦呈高发态势。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更何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污染源游离于项目审查与环境监管环节之外。地区间的环保问题也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区域、流域环保整治与协调面临诸多难题。环境保护更多地表现为行政手段，监管成本很高。环保技术、手段、队伍素质与能力实难应对严峻形势、复杂局面和繁重工作的挑战。

——由于不科学的考核导向机制，主观速度型发展冲动经常大于环保约束我国尚未完全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化社会的构建，施政导向和“人”的因素对环境问题影响很大。以“速度”论英雄的“排序思想”、以“速度”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导致了不正确的政绩观。追求发展速度的冲动常常大于保护环境的约束，在增长与环保出现矛盾的时候，更多的会选择前者；当“快”与“好”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多的会选择“快”，选择速度。在环保问题上“较真”的，多会陷入“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的无奈境地。

多个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如果观念不变、决心不大、措施不力，我们非但迎不来环境改善的下行拐点，很可能面临环境加剧恶化且不可逆转的上行拐点。

解决我国环境问题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能成为环保工作无可作为“宿命论”的理论依据，环境趋于改善的拐点从来不会自动出现，我们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施最严格的环保政策。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能成为环保工作无可作为的“宿命论”的理论依据，更不应成为环保工作不得力的托辞与借口。环境趋于改善的拐点从来不会自动出现，我们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拐点，不能靠“望梅止渴”自我安慰，更不能看“海市蜃楼”自欺欺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施最严格的环保政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多措并举，综合施力。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没有发展就没有环境问题，我们不可能回到“用树叶遮羞”的原始社会，发展是人类的主题，因此环境问题将伴随人类发展的全过程。而我们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尽可能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同时保护环境与生态修复。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党的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升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民福祉的所谓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制止。我们只有在认识上真正树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统领地位，才会把解决环境问题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才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才能形成正确有效的导向机制。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以来，我国一再强调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有保障、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两高两低一保一充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也是解决传统工业化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贯彻和落实。今后我国应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科技进步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恢复生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多措并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完善法律法规综合治理我们要集中解决突出的、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快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切实解决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运用经济、技术、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强化环保措施，充分发挥“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相配合、相补充的积极作用，切实做到“并重、同步、综合”。改革创新环保监管体制与工作机制，落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网络，提升队伍素质与能力。

——提升国民环境保护素质要切实加强环境教育，增强国民环境意识。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要以提升国民环境道德素质为根本，以“我有责任”为基础推动家庭、单位、组织、个人加强环境保护，鼓励倡导自觉抵制污染行为。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充分尊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确保信息公开与渠道畅通，保障人民群众广泛而有效地参与、监督环境问题。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