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官情结”一直深深地凝聚在中国人心中，透过这种情结我们又能看到社会的黑暗、制度的缺失和法治的不健全。而这种情结的产生、发展和消失应该说和社会民主程度的高低是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清官情结；法治与人治
翻阅中国的史书和小说、戏剧等，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史料还是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中，都用大量的篇幅文章来给清官立传，对他们进行歌颂。在历代史书中，对清官的称呼一般称之为“循吏”，这种称呼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之后的史书中如《汉书》《后汉书》等许多史书中都有“循吏列传”。而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清官的传说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等，而且更是把包拯推崇到神的地步，说他“日判阳案，夜判阴案”。
而且这种清官情结，无论是历代统治者，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都具有。统治者会为这些人立传，视其为官吏之楷模，倍加褒扬。此种偶像式宣传成为封建统治者澄清吏治，维持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但是清官崇拜更是民间社会的百姓大众为自己创造的理想官吏，是百姓大众以自己的心灵和感情供奉的“神”。也可以说，清官是封建社会中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对管理的共同要求。
或而言之，这已经成为一种情结。“清官”情结已经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可以说，对清官的肯定与认同，已经成为旧时代全社会和全民的一种共同心理和共同价值取向。每当百姓有了冤案，总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位“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们做主，似乎有了清官他们便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因此在国人的理想的人格系统中，清官就格外值得推崇。似乎万民的福与祸，国家的兴与衰，都系之于有无既智慧超群，又鞠躬尽瘁、克己奉公的清官身上。
人们的每一种崇拜情结都有它独特的原因，那么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为何会产生这种崇拜，而这种崇拜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别的原因，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一、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是清官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看，清官意识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安民”、“保民”、“养民”、“为民请命”等思想行为，在历代清官身上体现的都比较突出。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心论，它强调从政者应处处以民心为转移，认为民众意向对统治者有较大的制约作用，包含着某些民主的因素。民心论付诸于政治生活，就得以重民为前提。但在民本思想中，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实践了重民主张的，被称为有道明君、青天大人。
另一方面，清官还是皇权社会中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也是当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思想中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孔子怀抱着“天下有道”、“礼治”的社会理想，孟子憧憬着“仁政”，他们都为这些理想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而后世清官作为儒家的信徒，同样怀抱着社会政治思想。而孔孟的“礼治”“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如果关注一下清官的作为，就会发现，到地方任职的清官，几乎不约而同地先从减免赋税、减轻徭役、整顿吏治、劝勉农耕、兴除利弊、改革风俗、建立学校等方面入手，一步步推行自己的从政措施。总的来说，都是在将孔孟的“仁政”思想具体化。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写到：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写的正式诗人年轻时期意气风发，对自己才能前途的无比自信和致君泽民、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他给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是要成为甚至超过周公、管仲那样的良相贤辅，辅助君王成为比尧舜还要伟大的圣主明君，实现“王道”“仁政”，泽惠天下百姓。宋代范仲淹，在他的名文《岳阳楼记》中，阐述了自己对古代仁人的追求，表示自己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海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臣子们要“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明史·海瑞传》）。
二、社会的黑暗促使百姓呼唤清官
人们对清官的评价一般指“廉洁奉公”，它更多的侧重于下层百姓的愿望，如廉洁自守、爱民如子、为名请命、公正执法等内容，“清官”更多的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期盼与愿望。
金人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诗》中讲到：“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也能看出在古代社会中清官的难得。王亚南先生说：“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中国古代的小民百姓对清官无上崇敬，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越是怀念、崇拜清官，则表明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越是严重。也可以说，社会的黑暗是清官崇拜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就好比一个由权势和等级组成的金字塔，而最下层的无疑是普通百姓，除了不断地把自己的物质、精神产品无限的奉献上去，供养上自帝王、下至地主的各层统治者外，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丝毫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也毫无利益表达的权利和自由，被完全排斥在整个政治过程之外。这种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使他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更无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社会的黑暗，我们从汉哀帝时期鲍宣的上书就可以体会到：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通过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皇权社会中普通百姓要收到的压榨和剥削是多么严重，老百姓要想安定的生存是何其困难。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清官来管理统治他们，但是皇权社会的官场又是非常黑暗的。甚至在唐德宗时期，发生了皇帝密旨劝贪和理解受贿的事情发生。陆贽是唐德宗时期名副其实的清官，而当时的皇帝唐德宗亦是非常欣赏他，但是德宗曾派人向陆贽传达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诸道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密令他如不能纳贿财物，“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皇帝直接密令臣子纳贿，确是旷古罕见之事，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貌，可以看出当时朝风腐败的程度。
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只能是目光向上，将希望寄托于贤明的统治者。而在权威人物中，当然是君主为首位，但天高皇帝远，辽阔的地域限制了对君主的直接膜拜。自然而然，民众把希望就寄托在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吏身上，对清官加以颂扬，希望清官重民、爱民、富民，担负起为民众造福的责任。百姓希望能够在清官的治理下，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们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星，这种观念本身，更是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因为就个人看来，清官能在世风日下腐败横行的社会中坚守节操，不为利欲所动，身体力行，为民请命，精神勇气固然可嘉，但就其社会意义来看，清官却是社会政治机构设置不合理的映射。因为从本质上讲，民众对清官的膜拜和向往，只是对其高尚人格和道德修为的赞美和期盼，而只有在政治结构不合理、贪官渐多、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的形势下，缺少反抗勇气的民众才会在无奈之下寄希望于清官，期望他们能以个人之力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
三、法治与人治
中国历代是一个人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法。而统治者却又始终标榜法治，说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在人治社会中，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的安定发展主要依赖于当权者的能力和个人品质，而不是一整套完整确定、行之有效的法令制度，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大抵出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处置。这种治理社会的方式是随意的、主观的，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因此传统中国人把通往正义的道路的障碍归结于贪官身上，他们对所谓的国家大法不是不信，而是认为只有清官才可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判案。在封建社会中，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因此，他们更希望能够出现清官保佑他们，这从对包拯的神话就可以看出。在文学作品中，包拯被塑造成为一个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清廉如水，更在于他能够明察秋毫、用法律来解决世俗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既是个清官，又是个能法之士。他们之所以推崇包拯这种清官，乃是感于帝国法律不能真正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境界。换句话说，不仅仅豪势要每每凭挟‘特权’超越法律之上，而且由于帝国官僚的腐败和昏聩，致使违法作恶之人往往成为漏网之鱼。可以说，包公故事的不断复制与改写源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强烈的清官崇拜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使自己日益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对统治者产生强烈的依附。同时，清官意识也模糊了人们对专制制度的注意力，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人，而不是制度。当出现危机时，不是从制度上去探求原因，而是期盼“圣人”、“贤臣”来化解危机。
可以说，清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持和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但必须指出的是，清官信仰实际上是一出被清官话语遮蔽了的超级悲剧，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真正悲剧；清官信仰暴露了传统中国的平民百姓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一种由集权专制长期奴役而养成的顺从人格。中国人有清官情结，无数的文艺作品都是赞清官批贪官，百姓的心也是动不动就被那些清官感动，把自己所处的恶劣境况往往都归罪于无良官员的贪腐罪行。却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境况之所以老在恶性循环中反复，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主体地位。而且，清官无论如何“爱民”，从本质上讲，他们仍然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坚决维护者。汉宣帝曾经说过：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这就是说，清官的背后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清官也就没有栖身之处，所谓“救民水火”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的产生和发展在本质上说明在古代中国或者说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黑暗，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主意识的缺乏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无助。或而言之，“清官情结”的出现更是一种悲剧性的，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面对悲苦生活和等级森严社会的一种妥协的选择。只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清官情结”才会消失，而人们才会真正的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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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书[M].中华书局,1962.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