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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严拒贿赂
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中国老一辈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26年起就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
韬奋先生看了信后，派人明察暗访证明那位读者来信属实，便对来信略作润色，加了编者按语，准备在“读者信箱”栏发表。
正当稿件排印时，《生活》周刊社有人向王伯群告了密。王伯群慌了，连忙派了商务印书馆一位“交际博士”和一位韬奋先生的老相识，带了十万元光洋前往《生活》周刊社，同韬奋先生“谈判”。“交际博士”先开口:“邹先生，王部长最近拨了一笔公款，对上海各家报刊进行补助，贵刊是王部长特别爱好的，所以也补了一点。”韬奋先生问:“多少？”“交际博士”说:“不多，只十万大洋。”韬奋先生站起来，朗朗说:“王部长的好意我们领了，但我们是民间同人刊物，从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钱，我们不能收!”
“交际博士”一听，说:“邹先生，您别误会，这不是津贴，是补贴。连补贴您也不收，就算王部长入股的资金吧!连股金你也不收，我们回去就不好交待了。”
“我们刊物的股东早就满了，所以这笔钱我们不能收。你们转告王部长，如果他硬是钱多得没地方花，我看就把它捐给仁济堂吧。全国还有几百万受灾的农民兄弟嗷嗷待哺呢!”
送走客人后，韬奋先生仍是愤愤不平:这些腐败分子，他们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以为谁都可以收买，做梦去吧!
过后不久，邹先生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警告说:“你太不自量，你要小心!”
文章刊出以后，在上海反响很大，《生活》周刊在广大读者中的威信更高了。邹韬奋严拒贿赂的故事也在同行和社会上传开了，大家都认为邹先生有骨气。■
朱元璋发现“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通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制贪污受贿的诱惑，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他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象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被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那些赃物，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见到。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收受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很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士兵，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他说，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全都”云云，肯定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还是能站住脚的。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最早的贪官——羊舌鲋
羊舌鲋(前580-前531年)，一名叔鲋，字叔鱼。羊舌鲋担任代理司寇后，处理一桩诉讼多年未决的土地纠纷案。当事者是晋国两个地位显赫的人物——邢候和雍子。
邢候封地和雍子封地毗边，封地的界限没有严格划分。雍子扩大边界侵占了邢候封地，导致相互之间不断争夺。
雍子得知羊舌鲋办理这桩公案，便抢先将女儿许给羊舌鲋为妻。
羊舌鲋得到雍子的女儿，便不问是非曲直，宣判雍子无罪。由于他徇私枉法，后被晋国贵族统治者论律定为“墨”(贪以败官为“墨”)罪，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奴隶制的法典钉在耻辱柱上的贪墨之官。
官尊、官样及其他
近日读书，看到这样一则典故:明代三朝元老毕锵告老返乡时，毕夫人让家人在夜间从院中捡来砖石瓦块，用草纸裹好，放入箱内。这样一共弄了十八箱，然后打着尚书旗，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地坐着轿子回乡。有人禀奏皇帝，说毕锵从国库里搬走了不少金银财宝。皇帝马上传旨，把箱子全部押回殿内检查。箱子打开后，弄得万岁爷和文武百官目瞪口呆。这时，毕锵夫妇哭诉说:“老臣在朝为官几十年，如今两袖清风告老还乡，只因为害怕不光彩，才弄点砖石块做假。”
毕锵为官之清廉，委实令人敬佩。然而，对于其“造假”之道，则不敢恭维。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三朝元老的毕锵假若两袖清风还乡，还不被人笑话？于是落寞到精心“造假”的地步，因此出尽了洋相，授人以笑柄。然而，更让人担虑的是，这种“官尊”、“官样”至今还在释其痢气，贻害非浅。不是吗？有些领导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必小车一扑溜，前呼加后拥，前有摄像的，后有掂包的，似乎那才是“官尊”；外出考察，住宿必四星、五星，就餐必山珍海味，似乎那才叫“官样”；平日里坐车须进口高档的，全身上下须名牌包装，才觉有“官尊”；工程落成剪彩须亲为，训斥人须敲桌打凳，才觉有“官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说，毕锵之受“官尊”、“官样”的影响，只是出于面子之计，并未有从行为上受到玷污的话，那么有的为官者不仅心态已经扭曲，行为也已经出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人说，如今的腐败已不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事，而是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马路上(车子)，立在小区里(房子)，挽在臂膀上(情人)。这些贪官何以敢如此明目张胆？除了其他原因，自跟其“官尊”该如此、“官样”该这般心理作祟有关。
不妨信手拈来下面一则颇耐人寻味的报道:安徽大学生物系教师何家庆在绩溪县挂职担任科技副县长时，心系百姓，帮富一方，成绩卓著。离任时，“绩溪县县城万人空巷为他送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他竟是20多名挂职干部中惟一没有被提升职务的。原来，他一者不懂“为官之规”，只出席过两次宴请，第一次先掏上15元钱作餐费，第二次则干脆不动筷子；二者他没有“为官之相”，整日翻山越岭，搞得自己疲骨嶙峋；三者没有为官之尊，一个人在山里钻来钻去，弄得自己灰不溜秋的；四者不懂“为官之道”，在他眼里，只有下边，没有上边。
不必说贪官受“官尊”、“官样”陋念的浸染，即便是一些老百姓，有人也司空见惯。可不是？有的领导干部收入有限，可买了小汽车、住进了小别墅；有的领导干部的妻子、儿子凭着老子的关系，办公司做生意，大发其财。然而，总有人对此见怪不怪:“他们是当官的嘛!”在他们看来，当官就该发财，其生活就该高人一等。由此想及，在一些地方，明知是为官者腐败，民却不敢“告官”、“惹官”，怕也是受着“官尊”、“官样”观念的污染，因为在他们看来，“告官”便是犯上作乱，“惹官”终究没有好下场。于是，揣摩了这般心理，一些贪官亦因而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起来。
“官尊”、“官样”害人非浅，当力除之。然而，它毕竟是沾染着几千年的尘垢而延续下来的，欲一朝除却，谈何容易!但假若为官者能一级带一级、一级查一级，并来个全党号召，何愁“官尊”、“官样”这一痼疾不药到病除？
朱元璋重法杀女婿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出生于元末贫农之家，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后当过化缘和尚，受尽风栖露宿之苦，对官吏欺压百姓的事感受很深。当了皇帝后，他曾告诫百官说：“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他规定：官吏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成了剥皮的刑场，因此老百姓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边还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叫当官的触目惊心，警告他们这就是贪官的下场。
其时西北少数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他们平日吃的大都是牛肉和羊肉。牛羊肉吃多了，需要喝点茶，因此很需要中原的茶叶。而明朝赶走元朝蒙古统治者后，为了加强北方的边防，也很需要西北地区的战马。因此由朝廷组织了茶、马互市一一用中原的茶叶交换西北的战马。茶马互市，对明朝和西北少数民族都很有利。
为了防止茶、马互市出现混乱，互市一律由朝廷主持，不准私人插手。但是一些投机商人和不法官员，为了赚钱，不顾法律规定，搞起走私的勾当来。他们把茶叶偷运出境，用高价卖给少数民族，又偷运马匹入境，高价在内地贩卖。
走私活动越来越厉害，朱元璋大为震怒，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走私行为。如果有谁违反，就要从重处罚!
谁不知道朱元障的厉害?谁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因此禁令一出，投机商人和不法官员都害怕了，不敢继续作奸犯科了。只有朱元璋的亲女婿欧阳伦，还是继续大搞走私活动。人家偃旗息鼓，他欧阳伦却正好抓住这个时机，扩大“业务”范围，谋取更大利润。我们现在称那些利用职权地位与上层关系谋取私人利益，搞投机倒把、搜括钱财的人为“官倒”。六百多年前的欧阳伦可算是古代典型的“官倒”吧!
果然禁令下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欧阳伦就派管家周保，押了五十辆满载茶叶的大车，运往兰州一带贩卖。打算将卖到的钱，换成战马带回内地。
一路上，关口的官员知道是附马的车队，谁也不敢阻拦，因此车队一直通行无阻。想不到车队快到目的地，就在兰州黄河大桥的桥头，出了“岔子”。
原来负责守桥的小官，是一个忠于职守，不畏强权的人。车子一到，他立即下令停车检查。他很快发现车上装的全是禁运的私茶，便将车队扣押，准备上报，等待处理。
押车的管家周保，平日狗仗人势，一直专横惯了。他从车上跳了下来，指着那个小官的鼻子，大声吼叫起来：“你好大的胆子!这是驸马爷的车队，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
那个小官并不示弱。只见他挺起胸膛，坚定不移地说：“我执行朝廷的命令。就是皇上亲自派来的车队，也要接受检查!”
周保受了顶撞，气不打一处来。他回头把手一招，身后立即冲出几十个如狼似虎的家丁。他们上前揪住小官，一顿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车队扬长而去。小官忍着身上的疼痛，挣扎着从地爬起来，回家赶写了一道奏章，托人千里迢迢地告到南京朱元璋那里。
朱元璋收到奏章，得知有人公然违反禁令，贩卖私茶，甚至殴打执法官吏，那还了得!但将奏章仔细一看，违反禁令的不是别人，竟是自己的女婿欧阳伦。他派员经过调查核实后证明奏章上说的全是真话，不免为此感到为难，依法惩办吧!欧阳伦就得杀头。他一死，自己的女儿岂不成了寡妇?命运就悲惨了。不依法惩办吧，朝廷的法规成了一纸空文，以后还有谁来秉公执法，又怎么能使全国百姓人服气呢?
朱元璋毅然下令让欧阳伦立即自杀，将那个仗势欺人的周保判处死刑。同时根据罪行轻重，对那些追随欧阳伦作恶和平日包庇欧阳伦的官员们分别进行了惩罚
另外，朱元璋专门派出使臣赶往兰州，对那个严格执法、不畏强暴的守桥的小官进行了嘉奖和慰问。
历史上的三次大卖官
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卖官发生在汉灵帝称帝后的光和元年(公元l78年)。灵帝称帝不久，便感到与先前各帝相比，私财寒酸，帝威不高，于是巧立名目，广刮民膏。到光和元年，地方百姓油水被榨尽，其贪欲仍未填平。这一年灵帝颁旨在全国“大卖官”。帝旨一出，各地有财有势者踊跃认购求官。不久灵帝针对那些有心无财者又特行一条规定：无钱者可先行赊欠，需资到位后加倍清偿。这一下绝大部分地方官位被抢购一空。但也有边恶瘦穷的地方，官位无人问津。灵帝又行一策：这些地方的官价可以讨价协商。这一下官市更加兴旺，后宫库银很快暴满。灵帝眼见敛财灵验，在同年再度下令：将朝中“三公”重位按每职一千万拍卖，“只留帝位不市”。史载，那些花钱做官的人在位时，“一利不兴，一弊不除”，恨不得揭地而成金。黑暗世道可想而知，黄巾起义由此爆发。
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卖官在明未“南”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崇祯吊死煤山，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称帝。这年九月，新帝为了豪夺民财，不顾灾难，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为：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廷中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一时间，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贼如狗!”这种大卖官，后果是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众官拼命向上行贿，民怨沸腾。再加上其他虐政，这个“弘光”朝廷只在世一年零四天，便消亡了。
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卖官自清朝中叶始。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以“捐”之名，行卖之实。本意似乎堂皇，但网开一面之后，只要花钱，连朝中的品官也可捐得。由于各官捐的人多，清廷不得不以钱多寡论座次，将那些捐宫之人分为“新班先用”、“新班遇缺先”、“新班遇缺间”、“本班尽先”等花样，而最优先的，叫做“大花样”。这次“卖官”时间之长，危害之甚，旷古未有。那些使了银子的人，尽管“每天只会站班、请安、叩头”，他事一概不管，也能安事其位，以致全国官员无人不贪。时人也有口谚道：“一天官，一日贪，一事不贪是清官。”最终吃苦头的，一是国家，二是百姓。
李元纮判磨
大家看过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吗?剧中女主角太平公主被描写成美丽善良的女人。但历史上真正的太平公主却完全不同。太平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亲生女儿，她从小养成了专横跋扈、唯我独尊的脾气。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惧怕她，碰到她就象碰到雌老虎一般。想不到有一个名叫李元纮的小官，竟不买她的帐，敢于摸老虎的屁股，敢于跟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唐高宗在位时，李元纮被派到雍州当管理审制的地方官。雍州离京都长安(今西安市)很近。有一次，太平公主带了大批随从，前呼后拥地来到雍州的一座寺院。太平公主烧完香，由住持老和尚引路，带领随从们在寺院里转了一圈。她在寺院的厨房里看到一盘大石磨，不仅结实平整，而且磨边刻着精美的花纹，十分惹人喜爱，便回头对老和尚说：“我家里正缺一盘石磨。我看这石磨挺不错的，让我把它带走，就当作你们寺院孝敬我的礼物好了!”
说完，也不等老和尚同意，就吩咐随从们把石磨搬到马车上去。老和尚暗暗叫苦，但又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只好陪着笑脸说：“这盘石磨能被公主看中，也是我们寺院的福气。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太平公主有点气恼了。
“不过我们寺院有一百来个和尚，平日全靠这盘石磨磨米磨面的。没有它，可就麻烦了。何况它还是本寺几百年前传下来的。请公主行个方便，将它留下来吧!”老和尚壮了壮胆，无奈地说。
太平公主根本不理睬老和尚的唠叨，她把脸一放，回头气势汹汹地朝随从们喝道：“别理这老家伙，给我快搬!”
说完，头也不回，大摇大摆地出了寺院，坐上马车走了。
老和尚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公主的随从们把石磨运走，却又毫无办法。
他听说李元纮是个不畏权势的官员，平日办理案子十分公正，老百姓遇到冤枉的事儿，都愿去找他，于是跑到雍州衙门告了一状。
李元纮听了老和尚的诉说，便叫他写了一张状子，并且派下去作了调查，结果证实这盘石磨确实是寺院的财产，便不管太平公主的权势有多大，立刻毫不犹豫地将石磨判还给了寺院。
判决是判决了，判决书也写出来了，但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平公主连当皇帝的老子也不放在眼里，谁竟敢闯进她的府里，去把石磨搬回来还给寺院呢?
李元纮正在为处理这件事感到为难，消息都早已传到他的上司窦怀贞的耳里。窦怀贞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得知李元纮的做法后，简直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太平公主平日经常非法霸占老百姓的田地财产，可谁能管得了呢?现在自己的下属李元纮却吃了豹子胆，竟然为了小小一盘石磨，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跟太平公主作对。一旦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呀?
于是他三脚两步跑到李元纮那里，厉声责备说：“你怎么这样糊涂，竟把石磨判还给寺院!太平公主是好惹的吗?你不要命，我可还想多活几年哩!”
听了窦怀贞的话，李元纮就象一尊石像，一声不响地坐着。窦怀贞摸不清他的底细，只好自己出马。他几步跨到案桌边，从几案上拿起毛笔，递给李元纮说：“快，快，趁早把判决书给我改过来!”
李元纮接过毛笔，在判决书上写下了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窦怀贞还以为他听了自己的劝告，认识到鸡蛋到底碰不过石头，己经回心转意，把判决书改过来了。他兴冲冲地拿过判决书，瞪大眼睛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映入他眼帘的，竟是下面八个醒目的大字：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你……你……窦怀贞气急败坏地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把袖子一甩，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事情的结局怎样呢?太平公主知道李元纮将石磨判给寺院后，气了个半死。她当然不肯善罢休，不仅不愿退还石磨，还想置李元纮于死地。但有人劝告她说，李元纮这个人，一贯公正廉明，没有岔子可找，而且又是个倔强的人，即使砍了他的头，他也不会屈服的。如果真的杀了他，恐怕激怒老百姓，再就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母亲武则天，都相信菩萨有灵。菩萨看到寺院财物被侵夺，和尚受到欺侮，也是不会同意的，得罪任何人不怕，得罪了菩萨，恐怕有点不妙吧!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太平公主最后还是认了输，派人悄悄地把石磨送回到寺院里来。
正气终于压倒邪气。有人说：“堂堂太平公主，竟然败在一个小官手里，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太出人意料了。”
注：南山就是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是长安士民常往观赏的地方。这八个字的意思是：高大的终南山还可以移动，我这个判决书却一丝一毫不能更改!
贪婪的“长腿将军”刘峙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刘峙被人讥为“长腿将军”。这个“称号”是如何得来的呢?原来，“卢沟桥事变”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以一部分兵力由固安渡过永定河，进攻第二集团军右侧。刘部在少量敌军的追击下，不战而退，一路南逃。固安、琉璃河、源州相继失守。逃到保定郊外，刘峙摆出与日寇决战的阵势，但兵力配备尚未就绪，即遭敌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很快保定又落敌手，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逃数百公里。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不得已，刘峙只好奉命将指挥权交给商震等将领。此次溃退，刘峙名声大振，“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1948年5月，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后，任命刘峙为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任命下达后，国民党内议论纷纷，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也在临城贴出传单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视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果然，淮海战役开始前，刘峙自恃徐州周围聚集了大批蒋军的“王牌”部队，认为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的。还大言不惭地说：“王耀武手里丢了济南，不久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使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我的厉害。”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生俘刘峙的“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毙、俘、降敌55.5万余人，取得战役的辉煌胜利。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下令撤销其徐州“剿总”的职务。
刘峙的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了。
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一师和四师共同攻打武昌城。叶挺指挥独立团敢死队，冒着吴佩孚军队从城上射下的猛烈枪弹，逼近城墙，树起四个梯子。但冲上城去的敢死队员大都中弹牺牲了。后继者多次猛冲，均无法攻破城防，第二天清晨，攻城副司令陈可珏打电话给叶挺，说据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攻进城了，要叶挺赶快率部入城。于是独立团向大东门迸发，走近城门时，只见城上守军仍是吴佩孚的军队，不是刘峙的第二师。叶挺立即跟军部联系，了解真相。经几方对证，面红耳赤的刘峙才不得不承认：估计叶挺的独立团一定会攻进城，为了假冒自己的二师是先攻人城的，抢得头功，于是捏了个谎说二师在鸡叫前已进城。叶挺当时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日战争初期，一次，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这下忙坏了身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他召集幕僚商议如何布置警戒，如何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有一位聪明的军师建议发假警报。这样一来，大家都进入防空洞，便可以彻底做到肃静回避了。刘峙连称：“妙!妙!”
蒋介石座机来临前，空袭警报果然使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然而，昏头昏脑的刘峙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蒋介石的座机尚远，突然，高射炮劈劈啪啪从四面打来。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急忙抓起电话，命令停止射击。
蒋介石的座机着陆后，刘峙准备谒见蒋。张治中命侍卫将刘五花大绑起来。刘峙说：“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兄，我是经扶(刘峙，字经扶)啊!”
“晓得是你!”张治中板起面孔说：“你要打死委员长，不绑你绑谁?”接着转身对待卫道：“牵进去!”
侍卫押着刘峙先见钱大钧。刘峙哭哭咧咧地说：“慕允(钱大钧，字慕允)兄，我是经扶，救救我!”
“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你去见委员长由委座发落吧!”钱大钧似乎漠不关心。
刘峙在侍卫的推搡下，战战兢兢失魂落魄地来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看到刘峙那付可怜相气消了一半，问他：“开炮打我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赶紧申明原委。结果蒋介石只骂了声“糊涂”即了事。
在旁人的提示下，刘峙才明白，张治中将他绑送上去，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
刘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贪财，经常利用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他克扣军饷，贪污拨款，收受贿赂，贩卖烟土，几年间积聚起巨额财富。从1928年起，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500万元(现洋)以上。为掩人耳目，这些产业大多用其太太杨庄丽的名字注册，有些干脆用化名注册。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长得高大凶悍，目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怕老婆是出名的，但在贪财爱财方面，两人珠联璧合，十分相投。杨自己不会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生育了六个子女。但杨要子女们称她为“妈妈”而叫丫头为“姨娘”刘峙的第三个太太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期间娶的。黄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人长得白净漂亮，刘峙为之倾倒。为了娶黄，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为讨得黄的欢心，刘峙将贪污来的大量钱财送给她，还在重庆市郊购买一幢气派的别墅与黄同居。
1939年春，刘峙被调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身兼二职，增加了捞钱的机会。他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要求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如通讯队由卫戍司令部通信连顶替，担架营由卫戍总部劳动队犯人组成。这些人都是些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盗，所盗钱物分给劳动总队和防空司令部长官，刘司令自然也进账了不少。一有警报这些人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这些单位造名册领到的双份军饷，也大部分进了刘峙的腰包。
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以三五架一批轮番不断飞入重庆上空，进行所谓的“疲劳轰炸”。当时在校场口的石灰市最大的防空洞里有几千人。在轰炸间隙里，大家多次提议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来换换空气，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直到群众迫不得已争先恐后向洞外跑时，防空司令部才下令解除警报。但为时已晚，前面的人一出洞就倒下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便把两个洞口堵死。通风口很小，又没人维持秩序，致使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许多人处于假死状态，若及时抢救，尚能活命，但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也把他们卡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秉承刘峙的旨意，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并将搜来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送往刘峙家，前后运了三次才装完。由于姜、刘都是刘峙的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运到了杨家里，从而引起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之间的一场纠纷。
隧道惨案的发生，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谴责，使他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国民党军委会无奈，只好组成由吴铁城、何成泼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该案进行审问。开始，通知刘峙坐在下面听审，使刘非常难堪。何应钦、钱大钧等一班高级将领得知后，打电话给吴铁成：“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胡来。”刘峙本人也通过当时的卫戍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大批礼物。吴、何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并不想真审刘峙,更不敢得罪刘的后台老板何应钦。收受刘送的大量贿赂后,庭审的事就不再提起,只是撤掉其防空司令职务,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
历史上的雍正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引人入胜，故收视率很高。通过电视剧，雍正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当然，戏剧并不是历史，不能和历史完全吻合。其中，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雍正治贪、西北用兵、年羹尧得罪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剧中只是进行了剪裁和夸张。至于弘历的经历，张廷玉的作用，允祀、隆科多逼宫，弘时谋刺，以及雍正的仁厚性格等等则与历史真实相距甚远。那么，历史上的雍正是怎样一个人，应该怎样评价他呢？请看——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允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允为接班人，如皇九子允说允“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唯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允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允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允和皇三子允祉、允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允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允祀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允祀、允“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将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十三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