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组织部、中宣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创先争优就是创建先进基层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具体说即创建“五个好”基层党组织和“五带头”共产党员。
要理解创先争优的含义非常容易，但要做到“五个好”、“五带头”并不容易。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以身作则和感同身受。
我非常想谈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卫生监督机构如何赢得未来。
“五带头”包括带头学习提高，坚定理想信念，带头争创佳绩，勇于开拓创新，带头服务群众，维护正当权益。
我们都记得去年领导干部读书会的情形，其实，最重要的内容是全体人员就《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卫生监督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我们认为许多观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卫生监督事业的现在、明天和未来。很多内容到现在我还记得，比如，加大寻求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强廉洁自律监督，提升外部良好形象；促进各区（市）乡镇分所建设，提升卫生监督整体合力等。一年过去了，说过的话还在（有网站专栏为证），但是，我们能否还认为当时的观点依然完全正确呢？实际上，针对性是有的，可操作性也是有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要命的细节，负责操作的人。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出台，随之而来的，是职能调整把卫生监督机构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卫生监督机构陷入了生存与发展、转型和定位的迷惘和痛苦之中，对于这一点，一线职工在这一年的光阴岁月中感受至深。
在当前职能频繁调整的动荡之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必须要对这场巨大的动荡给卫生监督带来的变化做出正确的预判，必须对未来的政策走向、管理趋势做出理性的解读，这不是难题，而是一个很难的题。想想看，让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在如此猛烈的狂风暴雨中去选择一条正确的方向，的确真的很难。但没办法，我们必须要解决这道难题，因为别无选择。
各种信息显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公众的健康保护，整个社会将在一个“双低”的情况下运行，即低信任度和低容忍度（张海超事件、三聚氰胺一出江湖和再出江湖“功不可没”）。虽然现行的食品安全分段监管在目前看来并没有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出现了一些混乱的局面，但由于“双低”现象的存在，谁又能保证职能调整不会在职业卫生、公共场所甚至医疗监管领域内重演呢？
我认为，未来的卫生监管格局会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上下一致的原则和惯例可能会逐步削弱，而属地的责任和要求可能会更加重要。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突破惯性思维、积极寻求变革（非改革）、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已经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求变是唯一的出路。问题是变什么和怎么变。
不可否认，政府部门职能更改在我国已成为常态，同样不可否认，一个部门或机构因势力衰微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中失败或退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主动传播本部门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基础。
只有创造价值，才有赢得未来的可能。
此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是否令整个卫生监督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危险呢？很可惜，在这一点上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绝大多数领导都会说目前的卫生监督机构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但是没有人可以确切地、令人信服地讲出我们的机遇到底在哪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要应对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挑战，管理者需要高超的适应、应变和前瞻能力，而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管理者的现有经验和知识。
其实，机会还是有的。
简单说，这个机会叫变通。
具体讲，就是面对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因势而动，以前瞻性的变革应对未知的变化，重塑卫生监督机构战略，抓住当前动荡所带来的机遇，在新形势下发展培养机构的适应力和核心价值，帮助体系发展未来，并在新的环境下发展壮大。在整个棋局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改变组织的主要行为规则、重新定义卫生监督的内涵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变通变通，变则通。
说得再具体点儿，卫生监督机构的变革是一个如何创造价值的过程。
因为价值决定存在，价值决定未来。
我们需要展现给公众的应当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持续的、长久的价值主体形象，尤其是要明确卫生监督机构在整个医药卫生价值链上的重要位置。而要做到这些，也需要绝顶高手制定出长久的核心战略，在国家宏观改革和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脉络中梳理出我国医药卫生整个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相互关系和游戏规则。
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在角色发生变化时，卫生监督机构如何创造和留住自身价值。
先设想一个场景。在保护公众健康权益的这个舞台上，让我们看看几个创造公众健康价值的关键角色究竟如何（质检、工商等不在今天讨论之列，暂且不谈）。
医疗机构：治病救人，提供健康医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卫生监督机构：保护健康，维护健康权益。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和保护公众健康。
目前的状况是，医疗机构能解决公众治病救人的现实需求，其体现的价值最直接也最多。因此卫生系统的改革都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为核心，医疗机构对个体立竿见影的效果确保了它们在公众健康价值体现上的高回报。决策者关心、老百姓关注，资源容易获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群体为研究对象，他们的价值体现往往需要人群整体的循证证据反映群体的健康利益，而且往往着眼于预防将来发生的健康问题，其潜在价值巨大而显性价值则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是近期各种传染病如非典、艾滋病、甲型H1N1 流感、手足口病的暴发或暴发的潜在可能使得疾控机构的社会关注度日益升高，势头正旺。
卫生监督机构不太容易展现自己所贡献的价值。从以往经验看，目前的工作模式和行为规则很难获得公众对我们的关注，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公众对从监督机构所获得的价值感受并不强烈。
由此可以看出，卫生监督在整个医药卫生价值链的位置相当模糊和低端。
但是，公众健康面临着各种威胁，公众的各种健康诉求急需回应，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价值的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变通规则，不要多，只需变一点点而已，即由过于刚性的监督执法构架慢慢过渡到刚柔并济的综合监督和服务能力架构，从而扭转局面，在根本上改变我们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位置。
简单说，就是继续提升刚性监管能力（审查、许可、监督、行政处罚等），坚决培养、训练柔性监管能力（领导开发、政策建议和倡导、多部门参与、资源争取、培训、宣教、干预等。）和服务能力（需求评估和诊断、群体性健康现状分析和评估、各类专项服务、信息收集汇总等）。
可以吗？可以。
因为没有谁说不可以。我甚至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活儿。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变化不定的时代，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角色在不断调整，整个医疗卫生的结构和角色也在不断再造，卫生监督机构应该对自己的角色转移和变化做深入的探讨。
满足未来的需要才是正道。
如果想要生存的更好，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能力必须成为卫生监督机构的核心能力。
而要实现它，必须做到立足实际、体现价值、知行合一。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