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amishu.com/-找文章到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其它一切非农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无疑，相对落后的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将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根本保证。农民这支队伍带得好与坏，直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继续实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提高计划、财政、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并且切实做好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狠抓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其发展的背后，目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存在一些潜伏性的危机，如果不对其及早加以重视和解决，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振荡。
当前我国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村干部工作粗放，农村工作缺少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这后，面对着巨大的个体小农群体，国家在农村实行互助组、初级社的基础上，于1958年发动了“公社化”运动，把74万个农业初级社改造成2.6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的经济组织，又是农村的政权组织，是“政社合一”单元社区，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劳动，评工论分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为国家机关用行政命令手段指挥生产，用强迫方式控制农民提供了方便。以致于十年动乱期间，农民没有任何生产自主权，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亩，交售多少粮食，从事哪些公益事业，都要由上级机关说了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开始全面转型，经济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农民从集体耕作转向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按理说，乡村干部的工作重点也应随之转移，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乡村干部还是习惯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不习惯于为分散的农户服务；习惯于训斥农民，不习惯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习惯于行政命令，不习惯于用法律法规管理群众。各级农业部门也是较多的注重决策层表面的研究，而较少的注重执行层面的实际情况；更多的注重物质成果，较少的注重农民的思想动态。以致于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疏远，干部和农民思想难以找到共同语言，一些乡村干部既不愿意也不懂得如何做群众工作。众多乡镇干部甚至把农村工作简化成：收税费、统报表、控人口这“三大任务”。似乎只要收上各种税收，报上各项数据，计划生育不亮黄牌，全年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如地处黄土高原贵州省纳雍某自治县的一个村，近10年没有召开过政策贯彻会议，再加上其它宣传设备缺乏，群众对党的政策几乎是一无所知，该村的一位农民说“俺只知道交钱，交皇粮”。这种忽视了做人民群众工作的严重后果，就是如今农民思维方式与干部工作行为的对抗。在农民的心目中，现在的干部就是“要钱、要命（计划生育）”。为了对抗“要钱”、“要命”，许多农民已从家庭作业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推举出他们自认为“信得过”的领头人，或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因，或以天灾人祸为由，盲目而又有组织的向合理和不合理收费进行有力的反击和坚决的抗衡。当前一些地方的农村农民“闹事”多数源于此。由于乡村干部的素质、工作方式都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只能听命和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情况面前，又不能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对农民缺乏应有的感情，因此工作上缺少起码的群众基础，一旦出事，要么靠放弃原则“息事宁人”，要么靠恐吓手段“以纸包火”，形成工作方式及工作效率的恶性循环。
2、基层政权严重虚弱，村级班子后继乏人
村级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政权大厦的基石，是党和政府直接联系群众的桥梁，是我们党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堡垒，作用十分重要，千万松垮不得，破坏不得。但是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些乡镇长期忽视农村党员的发展和村级班子后备力量的培养，造成村党支部领导班子严重老化，后继乏人、力量虚弱和战斗力下降。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对湖南永州地区茶陵县的村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查中发现：该县有427个自然村，支部书记平均年龄达47.3岁，当支部书记时间在30年以上的有35人，占8.7%，在位20～30年的有98人，占24%，其余大部分的任职时间也在10年左右。众多村已有10多年没有发展新党员了，个别村甚至只有30年前的入党的老党员，村支部改选时，只能在责任领导班子中选，找不到一名合适的新代表。从这个问题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忽视党员发展和接班人培养的问题，但其真正的实质却是农村中“有头脑”的农民与我们争夺农村基层领导权的重大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的村故意不发展新的党员，有的村干部则让自己的子女或其它亲属接替自己的职务，以造成一种村里大权长期唯我独掌的局面，党支部变成了家庭支部，村办集体企业变成家庭成员企业。个别村干部凭借基层政权行成一种家族势力，在村里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搞老子天下第一。1996年《人民日报》曾报道过湖北省安陆市李店镇高岩村原任党支部书记朱光波，在村里说一不二，村组成28名干部，他可以随便撤换。他任支部书记6年，其撤换村组干部66名。他的大哥朱光金在村里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什么都可以管，但谁也说不清朱光金担任什么职务。朱光波的堂弟朱光峰坐了4年大牢，刑满释放还不到一年就被朱光波任命为村管企业的副主任。这样的基层政权，群众对他们得罪不起。同时，他们又凭借这种“独家”优势，或控制乡村两级换届选举，或以工作作要挟，形成与上级政府相对抗的“黑碉堡”，稍不如意就与上级党委乡政府对着干、肆无忌惮。
《南方周末》曾报道湖南安化县有个大丰乡，就发生了村支部书记联合抢乡党委书记的“大丰乡事件”。1993年，该县委对该乡党委班子进行了调整，决定将不太称职的乡党委书记调到区工委任职，该乡部分村支部书记以县委没有同他们商量为由，联合起来跑到区里把县委组织部长正在与之谈话的乡党委书记“抢”了回去，并抵制县委派进去的新书记，面对众多村支部书记们的强硬态度，县委为了“息事宁人”，竟放弃原则收回了成命，让被“抢”了去的该乡党委书记继续任职。该书记为了感谢村干部们的这一伟大“壮举”，擅自动用乡财政资金为牵头的村党支部书记买了城镇户口。也就是在这个书记的领导下，该乡财政在短短的几年内亏损了数百万元。1995年底，该县根据省委的统一布置，进行撤区并乡的改革试点，县委再次决定变动这个乡党委书记的工作，个别村干部又故伎重演，新的县委态度坚决、严肃处理了几个为首的村支部书记的肇事者，坚决免去了该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个别村干部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以上这一事实说明，放弃和放松农村党员的发展和接班人的培养，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使基层政权后继乏人，久而久之还会导致整个基层政权的变质和垮台。
3、农民负担过重，集体积累普遍不足
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工作，要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仍然是当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热点之一。据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统计：1997年前三个季度农民人均负担额为37.5元，比上半年同期增长了24%，负担水平仍属高位，增长幅度仍超过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速度。造成农民负担反弹、过重的原因：一是实物价格的抗降性导致农业税额大幅度的增长，屠宰税、农林特产税按人头、地亩的多少平摊的作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是机构臃肿，吃“皇粮和靠农民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乡村干部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脱产干部，乡镇党委、政府及经济机构的业务干部，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各分管部门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他们属国家编制，由财政负担；二类是半脱产干部，即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从事经营管理、水利、土地、畜牧、渔业、广播、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干部”，他们无国家编制，由乡镇参照国家干部工资标准和本地收入的实际情况发给相应的工资；三类是享受固定补贴的干部就是村级领导人，如村长、村支部书记、会计等；四类是享受误工补贴的干部，如村团支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以及村民小组长等。这四类人员，尽管有些在臃肿机构之外，但他们的收入来源都是只能是财政和农民。三是基本建设从城市向农村的延伸，形成某些地方违反规定，强行实施的以劳代资。四是少数某些地方和部门追求所谓“政绩”，在农村办事要求过高过急，不切实际的推行各种达标升级活动，超过当地的现实和农民承受能力。五是社会负担名目繁多，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形成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受到的隐形负担。六是村级集体经济脆弱。许多内陆省区的县，乡村级集体经济不景气，相当大的一部分无集体收入。据对陕西省某县的调查，只有约20%的村能基本维持正常运作，30%的村无集体经济收入，40%的村靠向农民收费维持生活，10%的村年年亏损。集体经济的结据，而一些迫在眉睫的工作又必须完成，无奈收费的手只好伸向农民。七是自然灾害频繁。中国的农业是弱质产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据《中国科学报》1994年3月2日报道：1950年至1993年这43年中，全国各种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约26000亿元人民币（算到1990年的物价），各种灾害造成的比例大约是：气象灾害包括洪涝和干旱，占57%，农业病虫害占5%，林业病虫害和火灾占8%，地震占6%，海洋灾害占5%，泥石流占4%。从数据不难看出，受灾产业最严重的是农业，从个体对象而言，受灾最严重又主要是农民。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救灾的力度，各级领导更是身处一线指挥救灾，但无情的灾害造成的损失单纯依靠国家的救助是难以恢复到灾前的状况的，只能靠农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并不十分富裕且囊中较为羞涩的农民，必须随时向外掏钱，随时承受各种方方面面的压力。因而，农民的负担究竟何时能减下来，干部心中无底，农民心中无望。
4、少数干部腐化堕落，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公仆形象，应该同人民群众保持一种融洽的鱼水关系。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狠抓经济建设中，放松对干部特别是对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工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3月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的所说：“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邓小平文选》三卷第287页），以致有些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中，出现了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腐败现象，个别干部甚至蜕化变质。有的上身不正，不认真干事，专门搞歪门斜道；有的借公务之名，图谋个人私利，到处吃喝玩乐，有的作风不勤，对工作无热情，对群众无感情，浑浑噩噩过日子，庸庸碌碌划懒船；有的办事不公，缺乏党性修养，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依法依纪依制度办事，方法简单粗暴；有的为政不廉，以职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贪污贿赂，中饱私囊，挖国家和集体的墙脚，吃人民群众的血汗，如此种种，严重损害了乡镇干部形象，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致使许多群众对干部没有尊重，只有鄙视；没有理解，只有指责，没有信任，只有猜疑；没有支持，只有反对。由此产生对党和政府的怀疑、失望甚至强烈不满。一遇见有事就要小题大做，大题乱作，火上加油。1996年新华社曾重头报道过湖南省沅江市四季红镇，就曾出现了村民冲击政府的严重闹剧。部分村民以镇里个别领导有贪污腐化行为作为借口，先是集体上访，继而抗粮、抗税，最后发展到村民组织起来到镇政府机关聚众闹事，身捆炸药包，手持火枪、鱼叉、骂干部、砸财物、揿警车、打民警，闹得该镇基层政权瘫痪长达两年之久，直到后来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事件才算得到解决。类似四季红镇的事件，在目前广大农村时有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干部的腐败问题是影响政权存亡的关键。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不除，人民群众就有不会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
此外，我国农村工作中潜伏的危机或不安定的因素还远远不止这些。诸如土地流失问题，治安形势严峻问题，投入过少问题，宗族势力抬头、封建迷信复燃等问题还仍然长期存在农村工作中，但主要还是前四个方面的问题，只要抓住了这四大关键所在，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为政警句。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已经形成一种较为严重的制约，并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构成对农村发展的一股潜伏性危机。这些危机是关系到人心背向、事业成败和政权存亡的大问题，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务必尽快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
解决我国农村工作问题的措施及其对策
1、密切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建立新的干群关系
当前，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疏远，是我们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率先垂范，不密切联系群众造成的。我们讲群众观点，最实际的就是与农民的联系和感情问题。遗憾的是现在许多的农村干部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农民就是种田、干部就是管人管事，有理就来强制命令，有钱有物就适当施舍，无所谓感情不感情。殊不知做农村工作，做农民工作，不加强联系，不注入感情，不付出心血，是不可能把广大的农民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的，而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能做好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的。
为政主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纵观历史，许多达官贤臣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都非常注重感情的培养，懂得做人民群众的工作，要注入真情。身为一个地方的官员，心中要时刻装着群众。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纲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嬴病卧残阳”，范仲俺“居高堂之上则忧其民”，郑板桥的“御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些真情实意的诗篇，无不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之情。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无微不致地关怀着刚刚走出苦海的贫苦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十分明确的指出，要“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记得刘少奇同志为了摸清群众的真实生活情况，到河南农村搞调查时，不住待所，睡在生产队养过牲口的饲养房里。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考察贵州贫困地区时，见那里群众还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心情十分沉重，中午草草用餐，数度停箸，食不甘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把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啊”。
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经验告诉我们，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天下，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壮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探索都证明了这一伟大真理。同样，谁放弃了农民谁背离了农民，谁置农民的生死冷暖于不顾，谁就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少数干部头脑中没有了贫困群众的影子，他们有的高高在上，有的麻木不仁。更有甚者，对群众的困难熟视无睹，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尤其是这些年搞改革开放，广大农村干部开始注重公共关系在地方发展和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性，重视广交朋友。但这种重视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偏向：交朋友注重的是飘洋过海跑沿海，而跑基层特别是跑农村的却越来越少，许多农民说，现在是领导干部“攀洋人”，“傍大款”，一般干部“靠富户”，“跑领导”，地道的泥脚杆子成了“没娘崽”。领导干部联系群众，交朋友的贪大求洋，嫌贫爱富的观念，广大农民非常伤心和反感，由此造成基层与机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远，感情越来越冷漠。针对这一新的情况，我们应该在加大抓农村工作力度的同时，还应该把县乡领导越级广交农民朋友纳入议事日程，并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即县级领导交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乡镇领导交村民组长；乡干部交在乡村有影响的农民，村级干部交贫困人民群众。广大农村干部要是交好了这样一大批农民朋友不仅在解决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时能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即使遇上更为复杂的工作也会在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中变得迎刃而解。我们讲密切联系群众也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
2、培养骨干，切实解决基层政权后继乏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各级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村民委员会是村党支部的自治组织，它们都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中枢机构。这一级的“干部”因不吃“皇粮”也无人事档案，因而，很难让各级组织引起重视，更难让人把他们的职务与“官”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的10亿农民就是在他们的直接指挥下改天换地，向地方尽职责，向国家尽义务的。近20年以来，由于我们忽视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致使农村干部队伍老化，相当一些农村社区，村级组织结构扭曲，民主选举疏于形式，子女亲属接班成为常事，年轻党员骨干缺乏，正如前面所说，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忽视接班人培养的问题，其实质则是我们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农村基层政权，最后究竟由谁来掌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农村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要确保广大农村的长治久安以及确保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一定要重视农村领导班子的建设，重视骨干干部的培养。为此，我们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抓好学习教育。对农村村级主要负责人要采取轮流进县委党校学习的培训制度，提高我们农村村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学习与农村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农业科技知识，达到学好理论，增强党性、增进知识的目的。二是要强化组织整顿。重点搞好三个结合：即把民主选举和民主评议结合起来：把撤换不称职干部与提拔新生力量结合起来；把长期由农民担任村干部与国家干部兼任相结合起来。三是要抓好后备骨干的培养。要把发展农村党员，培养农村村级后备骨干作为乡镇党委和村级干部的铁任务、硬指标。对新确定的培养对象，一要建立档案，二要送县一级党校培训，三要让其参加一些乡镇组织的中心工作和集体活动。总之一句话，培养农村后备人才是事关农村发展全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千万马虎不得，放松不得，要千方百计解决好。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这也是检验我们一个地方主要领导是否头脑清醒，是否有战略眼光，政治上是否真正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3、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强有力保障
减轻农民负担，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一级党委、政府不是高度重视的，但为什么农民负担老是减不下来，除了思想认识，政策观念等主要原因之外，就是目前我们还缺少减轻农民负担的经济基础作保证。一方面是各级财政拮据的状况在近期内还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农村的各项建设和公益事业的投资呈上升趋势。随着手扶拖拉机、摩托车、农用车等交通工具进入农民家庭，过去的农村羊肠小道显然已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上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和产业化之路都需要基本建设予以配套。钱从哪里来？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全国各地情况看，凡是农村村集体经济搞得好的，那里的村级组织就有凝聚力、战斗力，党群关系融洽，农民负担轻，而且各项公益事业红红火火。相反，凡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而靠加重农民负担维持村级政权建设的，无例外发展无希望，治理也无方，村干部威信不高。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要巩固中央及地方政权，消除农村的潜伏的危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当作一件紧迫的大事、要事来抓。一是要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摆在与稳定同等重要的位置，认识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其实质就是要为社会稳定工作打基础，提供保证的。二是要把配合扶贫、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等工作结合起来，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列出重点扶持对象，实行县、乡领导挂点负责和部门对口扶持。三是对办企业确有困难的村，要下决心划出或收回一部分山林、鱼塘或土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基地，其收入作为村级政权组织的自营费用和从事公益事业的经济来源。四是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的考核、管理、监督的制度和办法，防止农村财产成为个别为政不廉的村干部的私人小金库。
4、严格执纪执法，矫正通常出了问题再高压的错误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教育最荒废的是农村。现在很多农民，既没有参加过法律政策知识的学习，不能较好的运用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不能用法律和政策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往往以自己掌握或别人教给的一鳞半爪来发泄不满。这样既容易酿成悲剧，也很容易补少数坏人利用，制造事端。另一方面，对农村工作的管理，普遍存在着两个极端，要么“松得无边”，要么“紧得要命”。平时对农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甚至是农民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不作及时疏导处理，等到事态扩大则兴师动众，甚至动用地方警力加以解决，结果往往是小问题酿成大乱子，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其后果是后患无穷。
解决农村工作中难点热点问题维护好农村的稳定，在领导方法上要突出“一抓两严”，“一抓”即抓教育，教育对象要做到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这两个群体并重，内容上要做到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政策教育，伦理教育并举。在方法上要增强针对性、实用性、不搞形式主义。现在一些地方农村工作被动，甚至引起农民与干部、农民与乡镇政府的冲突，并不全是“民性本刁”，而是教育不力，干部自身形象不好，现在少数乡村干部目无法纪，腐化堕落，非法行政，群众相当不满。我们不能把农村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到或主要归到农民头上，各级干部首先要作自我检查，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知道“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育”。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乡村干部的法制、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否则很难保证这支队伍不垮掉、烂掉。同样，对农民的各方面的教育也要不断加强，逐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由传统农民逐渐向现代农民转变。在宣传手段、教育方式上，既要重视广播、电视等传媒体系的视听作用，又要注重不同层次会议的宣传讲解作用，同时还要注意报纸、小册子和各种宣传资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抓好教育的同时，必须要坚持“两严”：一是严格执纪。农村工作艰苦、辛苦、清苦，固而对乡村干部要爱护，但这种爱护必须建立在寓爱于严的基础之上，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等问题，要坚持“干部问题热处理，农民问题冷处理”的原则。稳、准、快的给群众以处理结果。我们常常讲干部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是从良好形象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中来。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怎样塑造？要通过惩治腐败、提高素质来塑造。二是要严格执法。对那些公开组织群众，煽动闹事或成立非法组织而与各级党委及政府为敌的人和事都要严格依法——稳、准、狠的打击处理，决不手软。要给闹事者一个强烈的信号：共产党在某些问题上之所以让步，一是承认自身工作确实需要改进，某些问题的确需要纠正。二是理解群众掌握一项新出台的政策或规定的确需有一个过程，在认识和行为上某些偏差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三是始终把一时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当成可以团结的人，不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其一棍子打死。四是也必须让他们明白：让步不是放弃，更不是害怕，而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具体表现，是确保我们人民群众不受到伤害。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发挥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切积极性，努力把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做好。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做好上述几项工作，我们就能未雨绸缪，把一些尚未显露的潜伏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就能把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将其后果控制在最小幅度；就能将一些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思想和行动上作好充分的应付准备，并将最终设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通往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上，如果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大乱子，如果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没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没有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道理一点就明，而目前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是按照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农村发展思路和战略，扎扎实实地去做工作，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承担着成尤为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参考书目：
1、《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2、《中国国情问题报告》胡安刚著
3、《中国农村报》
4、《南方周末》
5、《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
6、《中国底层问题研究》邓三龙著
7、《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梁晓声著
8、《粤港信息日报》
9、《省际边界村级组织日渐弱化应引起重视——对湘、黔、桂边界地区的调查》
10、《南方农村》杂志
11、《人民日报》
12、《中国科学报》
13、《我向总理说真话》李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