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应当肯定，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但是，真正推广实施的难度也很大。它除要求政府开展更加细致入微的工作外，还需要考虑到种种制度性约束，通盘规划，制定长远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一、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
改革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政治与治政。
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界限的社会。属于公共事务的，纳入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由公共权力（政府）部门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多重手段去解决。属于私人事务，由私人自己或私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组织协会之间）通过协商、交易等方式去自行解决。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可以主要地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
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治官”，限制政府权力。这一转变与以“控制国家”为内容的民主宪政发展方向并行不悖。
基于上述认识，应当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看作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和任务。因为那不仅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而且，从中国的实际考虑，把它作为战略目标，放在与当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的位置上，可以通过推动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府创新：“形象工程”，还是系统工程？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是“形象工程”。建一个“市长信箱”，设两个“局长接待日”，搞三个听政会，弄几个“政府主页”，并不足以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全面创新。
我们习惯了“政治式的”（治民、管制、服从）思维和行为。现在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那要求我们培养另外一种“习惯”，那就是“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这种“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的核心是“治官”，实施的是“管制+自治+自由”的治理模式，强调“服务”而不是“服从”。所以，适应这一革新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是非常必要的。
服务型政府要求摒弃传统的官僚制式的社会管制型政府理念，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私人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治理”，它体现的是以民为本、依法治政、共管共治的治国理念。
服务型政府建设还需要在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在一般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角色被界定如下：在国际社会中，政府是国家主权机关；在政治体系中，政府是政治权力核心；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公共管理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是市场秩序监护人；在民间生活中，政府是社会纠纷仲裁者；在私人生活中，政府是公民权益维护者。这样，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要恪守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和职责，全面推广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度、公示制度、听政制度、监督制度。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方面，要切实做好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将诚信政府落在实处，杜绝形象工程和运动式管理，要实实在在办事；政府做事要有系统规划，要有成本效益意识，要有责任观念和明确的问责机制。第二，政府管理要做到有板有眼。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件“细活”，它更加关注于管理的细微之处，要求政府工作更加精心细致。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缩小政府管辖范围，实行解制改革，其重点不是针对结构问题，而是着眼于管理细节，实现管理操作和过程的精致化。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虽然受到来自结构方面的制度性约束，但在既有结构条件下还是有大量细致化的工作要做也可做。强调政府要为百姓提供服务，而百姓所直接感受的并不是结构和制度，所认同的也不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大场面，做了多少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安全不安全、麻烦不麻烦、便利不便利、冤屈不冤屈。服务型政府就是要遵照结果导向来改造政府。这种结果必须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感受、去定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有一个口号，要像企业经营那样去经营政府。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来检讨政府工作。其实，明白了企业做服务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道理。企业做客户服务，首先要明白它的服务对象是谁，其次要明白这些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做好政府服务，就要求把百姓分成不同群体，看看政府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对城镇居民怎么做？对农民能做什么？对民工能做什么？对学生和教师能做什么？对中小企业能做什么？对于大型企业能做什么？对于社团组织能做什么？对于游客能做什么？对于军人能做什么？依此类推，可以不断深入细化，而且能够让各级政府有积累性地推进地方工作。
三、政府再造：单兵突进，还是双管齐下？
一般认为，政府改革只是政府内部结构调整。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理应放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人事改革、制度创新等方面。这些工作当然重要。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政府之外的工作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处于非政府领域的社会自组织的发展。
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的实现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改造我们的政府，实现政府解制和减负，让它真的成为一个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机构；二是改造我们的社会，鼓励“第三部门”的发展，在能够实现社会自理的领域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在不能自理的领域，实行政府与社团组织的共管共治。
这里需要明确几个概念。第一，旨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行政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调整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是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不简单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收缩。针对我们原来的政府模式，简政放权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这么做。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放权放给谁，政府放弃的阵地由谁来“占领”。
政治学研究还表明，国家与社会处于双向互动之中，国家的退却和政府职能的收缩是以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为条件的。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制订社会发展促进战略，鼓励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把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生活，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我管理），既可以提高管理绩效，也可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避免政府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没有回旋余地。
基于上述认识，政府应该将社会自治视为政府管制的可替代战略，把社团组织的发展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中来，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为社团组织服务本身也是服务型政府应该的作为）：降低社团登记的门槛、简化程序，方便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可以考虑在税费等方面对其所从事的公益活动给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