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合理的涉农劳力分工——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1.1 种田农民过剩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很大部分劳力已就地实现产业转移，但欠发达、不发达地区异地转移后仍呈现种田农民过剩的现象。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女劳力闲置问题仍影响着农民收入的提升。笔者去江苏沿海地区的一个经济薄弱村调查得知：有48%的已婚女农民半靠和全靠丈夫生存，而这个村的劳力过剩、闲置率达到了39%。
1.2 外出农民盲流的问题。目前，劳动密集型企业、工程建筑工地、城市服务行业中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然而，在涌动的城市流动人口中尚有不少处以盲流状态，据调查，笔者所在城市这种人口约占20%左右。
1.3 务工农民保障的问题。即使务工农民与城镇职工从事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保障也有一定差距，有的甚至是悬若天壤。农民工收入在很大地方只有城镇职工的50%左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而农民工资近12年来仅增68元。不仅薪水低，而且应该办理的如养老、医疗、意外等保险也很少有单位给予考虑，有的农民工一年的医疗费就花掉收入的20%左右。大多数地方都没有职工最低收入保障线，但实际收入低于保障线的大多是连岗位都难保的农民工。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低收入的农民工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不少这样的私营企业资产迅速膨胀。
2 强力的利农政策推动——需要改革三项农业体制
2.1 改革“村官”兼干体制。近些年在各地农村的发展竞争中，县、乡（镇）党委、政府领导都感到肩上的巨大压力，而压力驱使动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氛围在农村最基层组织的村却得不到有效体现，部分村干部处于“兼干”状态，自己有赚钱的项目或实体；还有不少的村干部报酬不高，目标不明，“责任”不强。村干部过去的主要工作是收农业税，“废税”后这些干部成为“开会干部”。农民种田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多呈无组织状态。近几年，不少地方为减轻农民负担，实施了“并村计划”，有些村的人口已达4000～5000人，相当于一些地方的一个小乡镇。通过这种“节流”的方法，农民的负担似乎减轻了，但有谁去“开源”。村干部人力不足，加上性质模糊，责任不明，使村级“组织”工作基本上处于较低运作水平，这已成为障碍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
2.2 改革“非商”投入体制。目前，大多数地方“三农”投入是政府行为。这样的投入很有必要，尤其是在当前农村发展需要大力扶持的情况下，各级财政都应“伸出援手”，但是从长远看，“三农”投入不能只赖于政府财政或是依靠社会资助，而应拿出商业运作的办法来。如能否变公用设施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农村耕地是否能改租为售等等。这样既可切实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开发商积极性，又能极大的促进农村“市场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2.3 改革“无税”农业体制。农业税全免是政府惠及9亿农民的举措。我认为到一定的时候农业税等还需要恢复，且恢复得越早越到位越好。如此，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已开始与市场经济接轨。我们的目标是最大化地提高农田效益，让农民交税交更多的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出力。当前如何提高农田效益是各级政府都应致力研究的课题，要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在农田上创造出让其它行业眼馋的价值。
3 跟进的务农人员素质——需要改革的三种种田方式
3.1 变传统种田为科学种田。有一份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一些农副产口售价只有国外有些国家同类产品售价的1/5～1/3，在中国的超市里普通市民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价格差。为什么？品种问题。目前中国也有不少的高效茬口、不少的优质品种，然而多数农民都坚持着自己的传统种植。在山东寿光这个全国农产品生产示范市，许多农民在不到半亩大棚田里，年收入达到3～4万元。科学种田需要我们让更多的农民尽快成为科技型农民，掌握农业科学知识和现代化的种植本领。
3.2 变零散种田为规模种田。很多经济发达地区试行的土地集中、农田规模经营，使不少农民几年间成为“农发户”。不改变一家一户零散的原始耕作方式，就难以在规模上获得效益。而规模种田的前提是农村其它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什么时候，当我们将种田作为一种致富性而非吃饭性的投入项目，农民的收入结构和收入档次也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3.3 变专一种田为关联种田。现在种田农民居多的是妇女劳力、老年劳力，大多数家庭已将种田作为次要收入来源，而真正以此为主收入的则是贫困乃至特困户。其实，种田农民除了可寻找科学、规模种田的发展佳径，另一条道路便是变专一种田为关联种田，即我们平时已提及的要让农业产业化，形成种养加一体化的“农业链”，这种从农业厚度上要成效的方法如果尽可能地扩散到每个农户，将极大的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