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探寻牧区新农村建设之路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中央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它无疑适用于我国所有的农村地区。然而，在传统的农业区之外，我国还有一个广大的牧区存在：以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五大牧区为主的我国牧区面积广袤，达400多万平方公里；牧民分别来自40多个民族，总数达4000多万人。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区域，但它和传统农业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很大的不同：牧区生态脆弱，牧业生产在很多地方已难以为继；牧区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农业区，很多地方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条件；牧区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如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保持其民族文化……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牧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对此，尽管内蒙古、新疆等我国各大牧区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口号和规划，但牧区的很多干部群众仍心存困惑。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这一全新课题，半月谈编辑部特组织记者分赴新疆、内蒙古、青海等我国主要牧区，进行了相关调研。

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是主流

——探寻牧区新农村建设之路（上）

■ 半月谈记者 刘兵 王欲鸣 任晓刚　杨寿德

蓝天、白云，成群的牛羊和美丽的牧羊姑娘，这是人们对牧区永久的印象。然而，总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牧区却有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机遇和挑战，牧区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草场退化，何处寻觅“风吹草低”

8月初，记者驱车700多公里，来到位于中国西北角的新疆阿勒泰地区，这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的传统牧区，曾经拥有令成吉思汗也为之惊叹的丰美草场。然而，记者踏访阿勒泰牧区各县，举目所见的广大草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到处尘土飞扬，有的已经和戈壁滩没什么两样。在牧业大县福海县解特阿热勒乡哈拉比亚村，记者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托合套汗出去打草。我们踩着松软低陷的沙土，在东一丛西一丛稀疏生长的灌木和杂草中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小片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乡干部刘洁琼告诉我们，村庄周围传统牧区的草料已经远远不够吃，因此村里的大部分牲畜都已经被牧民赶往400多公里外的阿尔泰远山牧场。那里由于海拔较高，人烟稀少，还保留着较好的草原生态。但是，即使在远山牧场，由于过度放牧，牧民们每年都要爬到比前一年更高的地方才能看到绿油油的草场。

即便如此，阿勒泰牧区的生态状况在全国牧区来看还算比较好的。在我国五大牧区之首的内蒙古自治区，33岁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朝克图乡伊克乌素村牧民哈斯说，从他记事起，这里的草原就开始退化。在他小时候牧草有尺把高，可近几年却只能长到一拃高，家门前的伊克乌素河也已经断流五六年了，家里的6000多亩草场养不活他的400多只羊，每年都要花上万元购买草料。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位于北京市以北400公里，总面积20.3万平方公里，是最典型的牧区，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天然植被保存最好的草原之一。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由于受气候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落后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制约，草原退化、沙化日趋严重，生态屏障作用明显削弱，成为京津地区扬沙、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对首都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中国90%以上的牧区，退化、沙化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已经沦为寸草不生的沙地。草长得越来越低，越来越稀；盐碱化、沙化面积逐年增多；干旱、鼠害、过度放牧……这一切都在促使中国的牧区迅速走向衰老。

过载、游牧，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牧区陷入恶性循环

草场的过载和游牧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齐干吉迭乡，乡党委书记唐建告诉我们，乡里正在大力发展牧民定居，目前游牧人口已经很少。但对饲养量过大的牲畜而言，定居点周围的牧草满足不了需求，游牧方式目前仍无法摆脱。夏季到来时，牧民们便以几家轮流代牧的方式，带着各家各户的牲畜赶往数百公里外的阿尔泰远山夏季牧场。目前，全乡有191户牧民（约占牧民总人口1/5）上了山。据记者了解，这样的情况在阿勒泰各县普遍存在。

“四季转场，终年放牧”，数千年来游牧一直是中国牧民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如果说过去的游牧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的话，现在的游牧多少有些无奈。在转场游牧中，牧民们只能住在简陋的毡房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医疗没有保障，子女的教育也只能靠“马背小学”时断时续地维持，牲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差。直至今天，在西藏、新疆牧区，游牧方式仍广泛存在。

尽管饲养数量大、游牧成本低，但传统牧业经营方式并没有给牧民们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益。由于产品单一，市场饱和，近年来传统饲养的牛羊肉类市场价格一跌再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着晓乡巴尕村的郭日一家全部的生产资料是3000亩草场和85头牦牛，从畜牧业上的受益仅够他们一家人糊口。为了增加收入，每年夏天郭日家的孩子们都要上山采集虫草，一年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郭日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放牧牛羊已经不能使他们一家增加收入，孩子们成家立业只能使家里的牲畜和草场越分越少，日子也是越来越窘迫。

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牧区，像郭日一家这样的牧民不在少数。记者在这些地区采访时发现，牧区的贫困发生率普遍在百分之二三十，高的达到百分之四五十。贫困率高、人口增长、生态破坏，使得牧区群众无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固守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而这只能愈加接近贫困的边缘。

人口居住分散，新农村建设无从着手

改变传统的游牧方式，让牧民定居下来，发展以舍饲圈养为主的现代畜牧业，已经成为牧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因此，早在数十年前，全国各大牧区就着手帮助牧民定居，如今青海、内蒙古等牧区已大多实现定居。但据记者观察，很多地方的牧民定居水平不高，处于“半定居”状态，这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

记者了解到，早在1987年，福海县就在新疆牧区率先开展了牧民定居工作。当时他们出台了“集中定居为主，插花定居为辅”模式，以乡为单位，分片区、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在河谷片区开展牧民定居工作。到1998年，全县牧民基本实现了定居和半定居。但是，这种定居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定居点都规模偏小，缺乏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牧民大多仍分散居住，牧民住房以土木结构为主，没有水电，每年大部分时间仍外出游牧。

记者在福海县各乡采访，深切感受到牧区新农村建设的困难：牧区面积广大，仅福海县齐干吉迭乡面积就达9000平方公里，居住着4000多牧民，小规模的、几家几户的定居点比比皆是，极为分散，定居点之间联系尚且非常不便，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等等当然无从谈起。即使在戈壁滩深处，记者仍能发现个别一家一户的牧民定居点，以土坯房为主，没有什么正式的道路进出，几乎与外界隔绝。

这种低水平的定居在我国牧区广泛存在。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华林认为，西部农牧区，特别是西部牧区社会发育程度极低，很多地区至今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仍然停留在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这当然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格格不入，也不利于牧区的发展。

福海县县委书记杨震海告诉记者，近年来福海提出了“二次定居”的口号，以抗震安居的标准建设牧民住房，以“少则三四十户、多则100多户”的相对集中原则重新规划牧民定居，并同时强调了通水、电、有线电视等，并让各定居点拥有医疗、教育设施，“要让牧民和农民一样享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显然，牧区的生产方式正面临着艰难转型，牧民们也在迎来一场“二次定居”的革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牧区的发展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但是，为了顺利走过这个“拐点”，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编辑：王新亚）

双重困难：思想落伍和经费短缺

——探寻牧区新农村建设之路（中）

■ 半月谈记者 王欲鸣 任晓刚　杨寿德 刘兵

尽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牧区带来的机遇是第一位的，但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牧区的新农村建设仍面临很多困难。许多牧区的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牧区有自身的特殊性，牧区的新农村建设亟待国家扶持。

转变牧民传统意识仍需下苦功

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是新疆第二大牧业县，拥有各类牲畜130万头（只），这里的牧民至今仍保留着游牧传统。在这样一个拥有深厚游牧传统的牧业大县开展以定居、舍饲为前提的新农村建设，困难可想而知。

富蕴县委政研室主任吕伟东向记者介绍说，转变牧民的传统意识，是牧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从当地实际看，传统牧业的效益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牧民要增加收入，就必须转向舍饲圈养、奶业生产、农业种植等，综合发展才有出路。

吕伟东用“从草原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来概括牧民必须面临的思想转变。他说，近年来，县里为促进牧民定居，为牧民增收，曾出钱整理了大量可开垦土地，分给每户牧民50亩土地用于农业开发。但习惯了游牧“无计划”生活的牧民们短时间无法适应循农时而动的农业生产，干部们去组织牧民们栽树种田，牧民们干着干着就跑回家喝茶去了。为此，干部们没少伤脑筋。

牧民的理财意识缺乏也使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吕伟东说，牧民群众普遍缺乏经济能力，受游牧生活影响，他们不积蓄，无理财计划，对再生产也没有概念，缺乏现金积累来投入定居生活。此外，生产技术的一片空白也使他们很难转向农业生产。他介绍说，县乡干部在促进牧民生产转型的过程中，除了抓经济补贴、农业生产宣传外，基本是手把手地教，从田间管理到找市场，他们的工作甚至细到了每个干部要为牧民拉10车农家肥。

牧区社会事业欠账过多，资金缺口大

在牧区采访中记者发现，大批的牧区村庄不通电、不通自来水，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内蒙古自治区政研室主任布和朝鲁认为，牧区建设新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是一大障碍。在牧区，上学难、看病贵的程度比农区更甚，文化生活比农区更缺乏，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更多。由于牧区地域辽阔，土地条件差，建设难度大，历来投入很少，直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情况才有了一定改观。当前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公共财政对牧区的投入不仅比城市少，与农区比也少得多。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副旗长那日苏、新巴尔虎右旗副旗长额尔墩绍布等基层干部从5个方面分析了牧区建设新农村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牧区经济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地方可用财力有限，牧区建设新农村实现“工业反哺、城镇支持、财政涵盖”，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经济效益不高，形不成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能力。如这个市新巴尔虎左旗乌乡一个养畜大户，现有小畜4000多头（只）、大畜200余头（只），使用草场2万多亩。2005年牧业收入20多万元，听起来似乎不少。但该户每年要支出草场租赁费4万多元，雇工工资4万多元，其他生产支出6万多元，还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和两个中学生，支出2万元，不计家庭生活费用已经支出近16万元，基本没有能力投入再生产和草场建设。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距“村容整洁”相差较远，道路、电力、通讯、饮水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

乡、村自我积累过少，且负债沉重，自我发展乏力。据了解牧区各乡欠债现象比较严重，历史欠账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公楼修建工程款，还有少部分历史上的个人借款，其实很大部分早就成为死账、呆账。仅陈巴尔虎旗8个乡就负债891万元，29个村负债150万元。

此外，不少村干部的思想观念滞后于新牧区建设的要求，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忽视对牧民群众的教育和培训，致使牧民的整体素质偏低；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难以组织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活动。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牧区搞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压力较大，各牧区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迫切需要国家给予倾斜和扶持。

（编辑：王新亚）

“骑在马背上的新农村”

——探寻牧区新农村建设之路（下）

■ 半月谈记者 任晓刚　杨寿德 刘兵 王欲鸣

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新农村”，牧区的新农村应该建成什么样？一位牧区的干部是这样概括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牧业生产持续发展、牧民收入稳步增加、牧民生活文明富裕、牧民素质不断提高、牧民真正当家做主、公共财政坚持“多予”、牧民群众得到实惠。

现代畜牧业：牧业生产的出路

一些牧区基层干部认为，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牧区传统的自然经济状态是当务之急。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个以牧业为主的地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海北地区的牧民开创了反季节销售、发展羔羊经济等一些有别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经营模式。而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当地牧民已经开始尝试新型的牧业合作方式，改变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牧业生产经纪人等新兴行业开始出现在牧区，牧业产业化已经显露头角。

西藏部分学者提出在高寒地区应当发展适合当地的“大畜牧业经济”。就是说，畜牧业经济应该是多层次的，做好畜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生产技术、产前和产后服务等等一系列问题，“大畜牧业经济”不仅包括畜牧业问题，也包括与畜牧业有关的工业、商业等问题。发展这样一种“大畜牧业经济”，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观念，突破以往习惯的业务分工范围，着眼于畜牧业的全局，按照发展畜牧业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来组织专业化、社会化生产。逐步实现由自给型、半自给型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一些专家认为，发展现代畜牧业应当重视牧业产业化的经营和发展，把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牧业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新更高的层次上优化资源配置，使家庭承包经营与产业化经营相结合，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联合与合作，通过订单畜牧业等多种方式，减少牧民的市场风险。

“中心村模式”：牧民享受新农村建设成果的依托

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全新要求，新疆富蕴县提出了“中心村模式”。2006年，这个县打破各乡行政区域界限，选择了几个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集中搬迁牧民定居。县里集中了自有资金和上级拨款、扶贫贷款，加上牧民自筹资金，共投入1亿多元重点扶持各乡牧民定居和生产转型。

在富蕴县杜热乡拜格托别村，记者看到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草原上，整齐排列的砖混结构住房正在成形，平整土地的汽车不断来往，配套的水渠正在开通，电线杆子已经竖立起来，显然一个牧民新村正在建设当中。杜热乡乡长贾拉尔别克介绍说，这个村是县里选定的牧民定居中心村示范点，共规划了300户牧民入住，县里为每户补贴5000元，所用土地为无偿划拨，住房为统一建造，按每平方米360元的价格卖给牧民，每户牧民可拥有2.7亩含圈舍在内的宅基地，50亩农用地，还有50亩草料场。这个中心村除通水、通电、通有线电视外，还将拥有小学、文化室、卫生室等设施，一所新建的初中学校就在4公里外。可以说，在中心村，牧民的生产将转向舍饲圈养和农业生产，生活则和农业村已经没什么两样，“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先进化”。

已经定居下来的牧民心情又是如何呢？富蕴县恰库尔图乡恰库尔图村是个30多户的牧民新村，2005年建成入住。81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托列根是本村“三老”之一，过了一辈子艰苦的游牧生活。如今，他搬进了87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新房，家里通了水、电、有线电视，还通了沼气，老人还为我们演示了如何用沼气烧水做饭。坐在新家舒适的地毯上，喝着奶茶，托列根老人面对我们的询问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当然是定居好！”

富蕴县委政研室主任吕伟东向我们介绍了“中心村模式”的四大好处：资金捆绑使用，杜绝了“撒胡椒面式”不见效果的做法，更适用于面积广袤的牧区；彻底结束了粗放的游牧方式，能有效维护生态；以往来自多个村子、分散居住的牧民集中居住后只需一套村级班子，降低了管理成本；加强了牧民之间的沟通，使游牧生活中缺乏信息和情感交流的牧民能够尽快摆脱封闭、保守的生活状态。“通过中心村模式，可以说我们找到了牧区建设新农村的有效实现途径。”吕伟东自信地说。

牧区如何建设新农村仍有待探索

对于各牧区以集中牧民人口定居为新农村建设突破口的做法，一些专家给予充分肯定：在人口居住分散的牧区，适当聚集人口可以刺激社会分工的形成，提高西部牧区的社会发育程度，不但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节约建设成本。

一些牧区干部群众也认为，人口的集中，对于提高牧民的教育、医疗水平都有好处，但搬迁不能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应当本着自愿的原则。另外，在对牧区进行资金投入时，应当加大生产性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解决搬迁牧民的后续产业问题，让搬迁牧民能够“搬得出、扎得住”。

显然，定居并不能解决牧区的所有问题；今后牧民是选择现代畜牧业还是转向农业，各牧区干部群众也看法不一；定居后，牧区的生态压力是缓解了还是转移了，也还有待观察；少数民族牧民依托游牧传统形成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何在定居后加以保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正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会一蹴而就，牧区的未来也需要我们给予长久的关注和认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