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为配合教学，都重视藏书的利用，形成了一套包括书籍征集、编目、整理和借阅的管理体系。书院和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征集都主要来自私人捐赠，而且它们都有图书外借制度；然而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管理在人员配备、图书整理、编目、保管和借阅等方面都比中世纪大学图书馆水平高，其成熟的藏书管理制度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书院；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管理
中图分类号：G2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21(2008)09—0096—02
中国宋代以来的书院和西方中世纪(13世纪以后)的大学都是民间性的教育机构，为了组织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它们都积极收集书籍，利用藏书为教学服务。自宋至清，书院活动一直以“藏书”、“供祀”和“讲学”为主，藏书建设与管理是书院最重要的活动。西方中世纪的大学，兴起于12世纪，发展于14世纪，为满足师生教学活动需要，它建立了以学院图书馆为主体(其大学中心图书馆则是数百年以后的现代产物)的规模不等的藏书机构。书院藏书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都是为满足师生教学活动而设立的，它们重在使用而不是收藏罕见的图书，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有关书籍征集、编目、借阅、整理方面的一整套制度。
通过对书院藏书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管理制度作横向比较，发现它们的异同，这对于了解历史上中西方藏书的管理水平及其对现代图书管理的启示，都有重要的意义。
1 藏书征集
藏书征集是藏书管理的前提，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都广泛收集用书，接受捐赠是它们获得藏书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二者是相同的。
获得捐赠是中国古代书院搜集藏书的主要途径。捐赠分三种形式：一是获得朝廷赐书，即朝廷出于牵制书院的需要，主动赠送钦定或官刻的正经正史书籍。宋代四大书院都先后接受过朝廷的赐书。如岳麓书院建成之初，地方太守上奏朝廷请赐以“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得到准许”〔1〕。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二是获得官绅捐赠，即由本地官员、地方乡绅直接捐赠图书，如“福建布政使司吴荣光捐置书籍千余卷送给凤池书院”〔1〕。朱熹曾将《汉书》44卷送给初建成的白鹿书院；三是以官绅私人捐赠田产或官俸收入来购买书籍，这也是捐赠的重要形式。书院用这些经费，或从官方书局、或从私人书坊购买所刻书籍。以上三种捐赠，虽然目的不同、形式各异，但都是古代书院获得藏书的主要方式。
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同样大多来自于捐赠，其捐赠人主要是大主教、主教、公爵、大学教师和毕业生，还有书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经历，颇能反映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获得藏书的情形。1250年，罗伯特?戴?梭本(Robert de Sorbonne)捐赠一所学院给巴黎大学，并附带有他本人的私人图书馆及该馆的维持费用。这座以梭本命名的图书馆后来得到其他人捐赠的图书，藏书超过1 000册，使巴黎大学的梭本学院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大学图书馆之一。14、15世纪，巴黎大学其他学院在私人捐赠(包括任教职员和毕业生的留赠)图书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图书馆，然而直到19世纪初，巴黎大学才在梭本图书馆基础上建立了总图书馆。牛津大学命名为“汉弗莱公爵图书馆”的总图书馆在15世纪初具规模，它以主教托马斯?柯本(Thomas Combham)和汉弗莱公爵等人所捐赠的图书为基础。欧洲在1500年以前共有75所大学，图书馆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模式发展的。也就是说，与修道院藏书来源于馆内人员手抄而成有所不同，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主要是捐赠。由此可见，接受捐赠是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收集的共同点。
当然，差异之处也是有的。虽然书院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主体源于捐赠，但是中国书院藏书的规模一般大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中国书院藏书动辄数千上万卷。如宋代的应天书院在建立初就有藏书千余卷；浙江东洲县蒋友松建的南国书院藏书三万余卷。相反，中世纪大学图书馆在1500年以前却很少能收藏上千卷图书，如海登堡大学在1461年才有840卷藏书，前面提到的拥有千卷藏书的梭本图书馆在欧洲大学图书馆中已是凤毛麟角了。其原因可能是宋代时活字雕版印刷已在中国普及，各种官刻、私刻书籍数量很大，书市活跃，这样私人拥有的藏书多，相应的捐赠图书也多；同时书院还能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各种版本的书籍，甚至书
院自己可以刻印所需要的书籍，有时偶尔还向外出售。在西方，德国人古滕堡1453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1500年左右活字印刷还没有在欧洲普及，因此当时欧洲书籍相对稀缺，私人捐赠有限，这是中世纪大学图书馆藏书较少的主要原因。
2 管理人员配备
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收集不易，配备合适的图书管理人员非常必要。在这方面，中国书院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不同。中国书院管理人员安排系统周密，业务素质高，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不太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择。
书院藏书管理的职事人员，一般来说，上有相当于图书馆馆长级别的“监院”、或“斋长”或“山长”，中有“掌管”、“司书吏”、“书办”等专职人员，下有“斋夫”、“看役”、“看守”等普通管理人员。其中“监院”(或“斋长”或“山长”)是书院藏书的总负责，领导着“掌管”等中层专职人员以及“斋夫”、“看役”等普通管理人员，同时他还向书院甚至官府总负责。以岳麓书院为例，“监院”负总责，上面向书院和湖南学政负责，手下有“书吏”管编目，御书楼设“看役”掌管钥匙，翻晒书籍，打扫卫生，借阅则“监院”亲躬。当新、老“监院”交接时，临时添设“监交”一人，负责查点书籍。由此，岳麓书院形
成了由“监院”、“书吏”、“看役”和“监交”所组成的系统且职责分明的图书管理班子。重要的是，“监院”、“书吏”等管理人员都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抄录和撰写文献，这不仅使藏书管理专业化、科学化，而且推动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发展。
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一般由地位较低的职员和学生来充任，而与教派联系紧密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则由一名或几名普通教士来担当，总之他们都不是一个专业阶层。当然，在图书管理员中有对所管图书内容熟悉的学者，但更多的是只照管图书而对图书内容毫无所知的“图书保管员”〔2〕。
与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零散的配备相比，中国书院管理人员则有较强的专业素质，人员精干系统，职责明确，各司其事。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以免推诿扯皮和人浮于事，而且还能互相监督，层层负责，形成一个严谨的管理体系，有效保证书院藏书的保存和利用。 从藏书管理人员配备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书院管理水平要高于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
3 藏书编目和整理
藏书的编目和整理是图书管理必不可少的程序。在这方面，中国书院比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显得更合理、更完善。书院收到图书后，首先登录，由管理人员详细注明图书的来源，如果是捐献，官则注明某官捐献，绅则注明某地某甫先生捐；购书则注明日期及卷册数。登录完毕后便加盖学印，然后分类上架。书院的藏书一般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细分至二级类目。书院的藏书一般由“书吏”、“书办”等专业人员编写藏书目录，其中详细记录着书名、著者、卷数、册数、捐献人姓名和书籍缺失情况。如岳麓书院的管理人员先后编写了三部藏书目录：即《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总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
书籍题名》，这既保证藏书有据可查，又能对捐献者感谢和表彰，以便鼓励人们继续捐书。另外，书院还有书名和著者目录，同时还有解题目录，便于引导读者学习阅读。
除登录和编目外，藏书的日常护理也非常重要。书院一般设“看役”(或“看守”)一人或几人，每日要开窗通风，打扫卫生；每月还给书橱通风数次；每季要晒书一次，同时还负有内勤守护职责。每年六月的晒书是藏书护理的重要环节，届时由“监院”或“斋长”亲自组织管理人员曝晒书籍，以起杀菌除虫之效，图书晒完后要由“斋长”禀请书院甚至官府照簿清点入藏。这套严格护理书籍的办法，很好地保护了藏书完整，延长了藏书寿命。
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人员一般不是专业阶层，并且人数少，通常是一名或几名，往往还是兼职。限于学识和精力，他们只是简单地对藏书进行清点整理、通风打扫而照管图书，不重视图书的编目和整理。虽然他们也对图书分类、上架并编制书目，但是这些书目却简单多了。它们或按作者排列，或按书名排列、或按书内第一行中的导词排列，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书目只是表示藏书收藏的位置，如图书放置在某桌、某架，以及书号。这种简单的藏书目录，实际上只是“书单”，它“可能主要是供清查馆藏使用，而不是为读者设立的”〔2〕。
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书单式”藏书编目相比，中国古代书院藏书分类详细，书目类型多样，其中有总目录、书名和著者目录以及解题目录，这不仅有利于人们全面清查藏书，而且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从藏书编目和整理来看，中国书院的管理比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显得更完善合理。
4 借阅管理
中国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都重视藏书的使用，为了提高图书的利用效率，它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借阅管理制度。
与中国古代其他三大藏书体系相比，只有书院藏书可以外借，并形成了较规范的借阅制度。在借阅方法上，书院一般设有“阅书簿”，凡借阅图书者，在簿子上要注明某月某日取某书几卷几册，还书时再在簿上注明如数归还，以便核查。书院借书有专职的借书人员(一般是“监院”、“斋长”)，借书有数量和日期限制。如岳阳(慎修)书院规定，“生徒领书出具领条，须载明若干日看完字样，向斋长领取”，凡损坏书籍者，“勒令解囊赔偿”〔3〕。
再如岳麓书院借书由“监院”在“册存”(相当于“阅书簿”)上“登号记数”，不管院长还是生徒，外借期限10天，归还后即给予销号，如到期不还，“监院”就到月考课时催还，如到“散馆”(学期结束)时还不归还，“监院”就在院长的“修金”(工资)或“膏火”(助学金)扣取原书价相同数额的罚金〔4〕。有的书院还区分外借书籍和不外借书籍，如规定《史记》、《汉书》、《三国志》和类书，孤本不准外借，只许在院内翻看。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同样允许藏书外借，并有相应的规定。以“梭本图书馆”为例，图书可以借出图书馆，但必须当天归还。除了本校的教师和学生，其他人借书出馆，则必须交纳与图书价值相当的押金。后来图书馆藏书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常备的参考图书，这部分被称为“小图书馆”，它们不得外借，许多书籍被链条锁住摆在桌子上，读者只能在阅览室内围着桌子查看。另一部分是复本和次要的图书，可以借出阅读。其他大学图书馆的借阅
规则与梭本图书馆大体相同，只是借阅期限长短不一。有的图书馆借出期限为一个月，甚至有的长达一年。另一些图书馆只有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才允许借出，一些书还得缴押金。
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为了辅助教学，允许图书外借，并用一套借阅制度来规范借书，以提高图书利用效率，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差异，如中国书院图书外借一般不缴押金，借书期限较为合理，这似乎更能提高图书的利用效率。更重要的，书院导师还亲自为学生开列导读书目，而藏书管理人员将这些书目榜示书院门首，清楚标明其馆藏或外借情况，使学生对相关借书一看便知，此法能使书院藏书密切配合教学，这是书院在藏书利用方面不同于西方大学图书馆的一大特点。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长期实践中，中国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图书征集、整理、编目、保管和借阅等管理制度。为了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均通过捐赠获得相当规模的藏书，两者均重视藏书利用，并通过图书外借来提高图书利用效率，这是不同于古代藏书重藏轻用、秘不示人的地方。从图书开放意义上看，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可称之为最早的“现代图书馆”，它们可以说是通向现代图书馆的桥梁和先驱，希望上述认识能使人们改变对古代图书馆“封闭保守”的片面看法。
以上是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管理体系相同的一面，相异的一面是：中国书院藏书不仅规模比西方大学图书馆大，而且在管理人员的配备、图书的整理、编目和保管以及借阅等管理制度方面比西方大学图书馆显得更合理、专业、系统和完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书院的管理较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水平高，其成熟完善的管理经验甚至值得今天图书管理人员借鉴。
［参考文献］
［1］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2］ M. H. 哈里斯［美］.西方图书馆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3］ 邓洪波.试论书院藏书的管理体系［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6，(3).
［4］ 陈林.中国古代书院藏书和西方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之异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