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理性；人情；人情消费
一、农民行为“非理性”研究的简要追溯
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具有一种“传统主义”的心态，其特点是：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他发现农忙时农场主为加快收获速度而提高计件工资以刺激农民工，其结果是这些农民不但没有提高收获速度以获取更多利润，反而减小了速度，似乎对更多的盈利没有兴趣。韦伯认为这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并指出这是阻碍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心理障碍。波耶克对印度尼西亚（时为爪哇）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他把当时的爪哇看成殖民城市中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与乡村中村社农民的传统社会构成的“二元社会”。他认为在爪哇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工资刺激劳动供给，而“农民社会”则相反，农民缺乏盈利欲望，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后，就会出现反常的供应曲线，即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类似的观点在农民研究中一度十分盛行，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因此就有了农民行为“非理性”的学说。
在中国，理论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而且一般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农民，这些研究认为农民是缺乏经济理性的，反对用理性行为假设来分析农民行为的主要理由有：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的中间环节和最终产量之间的联系受气候、土壤、温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在农业中统治自然的程度低；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具有静止性，决定了农村社区的非流动性，其成员世代相袭，相互熟知，一般处在具有封闭性和自律性文化社会统合单位，他们的行为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约更多，当地的习俗影响经济活动更多更重，不可能所有经济行为都去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由于贫穷，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因而他们都倾向于规避风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短期损失而愿意牺牲某些长期利润。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学者们认为农民愚昧落后，经济行为缺乏理性。
从上面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在大量的文献研究中，认为农民不符合“标准”的行为的原因被归结为农民的“小农意识”、“素质低”、“观念落后”，众多学者在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均是农民行为不具有理性。
二、当前农民人情消费的现状
农民的人情消费可以分为仪式性人情消费（大事）和非仪式性人情消费（小事）。前者以主人设宴，对客人的正式邀请为特征，后者并不涉及任何正式的典礼但已成为日常生活常规的人情交换活动。当前农民的人情消费负担日显沉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情消费的名目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情都是亲情礼、友情礼，送人情多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例如婚礼、生育等，名目比较传统单一。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农民的人情消费名目逐年增多，可谓五花八门。时下，除传统的满月礼、周岁礼、十岁礼、老年人的寿礼，一些人20岁、30岁、36岁、49岁都要大摆宴席，广收礼金。此外，子女升学、入伍、盖房、开业、迁居等都涉及仪式性人情消费。在非仪式性情景下，求人办事、上学升迁、亲戚互访，都要送礼。
其次，人情消费数额越来越大，占农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亲戚朋友婚嫁之喜，送上5-10元钱，或是一些鸡、蛋之类的农产品，聊表心意。到了90年代后，不说婚嫁之喜，就连做生祝寿、乔迁新居，都会送50-100元。今天，无论大小喜事，100元不算少，500元不算多。同时，人情消费的多少也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砝码。尤其是用于“慰问”和“求情”的人情，更是越来越高。
再次，人情消费的周期缩短，频率加快。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多了，另一方面在于农民的人情圈子逐渐扩大。十几年前，只有亲近的宗亲、姻亲和乡亲之间才互通人情。目前农民的人情圈逐渐扩大到朋友、同事、一般亲属和更大范围的乡亲，特别是那些从事非农产业成员的农户，往往要与许多同事、朋友互通人情。另外，由于许多农民与本村之外临近地区的农民一同外出打工，他们在他乡互相扶助，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回到家乡之后他们之间仍然互通人情，这也扩大了许多农民的人情圈。
三、农民人情消费的原因
马赛尔·莫斯在其名著《论馈赠》中指出，赠礼习俗不仅有回礼的义务，还假定有另外两项义务：送的义务和收的义务，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则迫使人们一定要回礼？”莫斯认为是“礼物之灵”，一种存在于森林或一个人送与另一人物品中的神秘力量迫使受礼者要做出回报。
莫斯的“礼物之灵”之说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不同意莫斯的解释，他用互惠原则来解释美拉尼西亚的地方经济交易体系。他认为，经济义务的约束力在于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诉诸制裁来中断交换联系。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入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互惠的原则充当着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这种互惠以长期的赠礼、受礼和回礼的义务为特征。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人情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包括3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
首先，农民的人情往来表现为道德义务。阎云翔认为农民中的礼物交换存在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行为层面上，送礼受礼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礼物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地陷入一个交换循环。第二，在功能层面上，礼物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
其次，农民人情消费增多是社会网络普遍扩大的直接结果。社会网络扩大，人情交换对象增多，人情支出自然就上升。随着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非农产业，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这加强了他们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
再次，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人情消费的扩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道德义务主导着礼物交换。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日益卷入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在人情活动中，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这无疑会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消费。另外，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因而，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负担加重。人情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情之风。
四、理性视角下的农民人情消费
人情往来给农民带来的负担日益沉重，但农民为什么不停止无止境的人情交换呢？一些媒体认为这是由于农民的“虚荣炫耀心理作祟”，“应该对农民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不可否认，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的礼物交换行为受到一套习俗道德的制约，但当前农民人情消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道德约束，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理性选择。
第一，人情消费能够表达人们对他人的良好感情，表达性的人情交换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沟通需求，丰富人们的情感生活。有来有往的人情交往造就了乡村社会中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
第二，义务性的人情往来能够维持、强化并创造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重要的社会资本。人们在人情往来之间互相信任、互惠帮助并共同遵守有序而“非制度化”的规则，能有效地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于个体农民而言，强大的私人网络能起到重要的社会支持保障作用，能提供各种信息、机会等特殊资源。
第三，人情交换造成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仪式化的人情交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目前随礼并不仅局限于礼金，有些礼物由人家送过来的并不适合自己家用，这时候谁家有事就可以再把礼物转送到别家，避免了浪费。
第四，人情交换有利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平衡和有机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一种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联系纽带的网络结构，即每个个人、家庭都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点，它们通过亲缘、地缘纽带相互联系。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稳定与有机整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以亲缘、地缘关系为渠道的资源交换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人情交换实质上是乡村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惠性资源交换。人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人情交往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互惠平衡，并保持人们之间的联结，从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平衡与整合。
第五，人情交换有利于社会网络的扩大，从而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随着人情交换，农民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大，也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了解外界信息的机会。通过对这些外界信息的了解利用，农民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例如外出打工、合作办厂等。
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逻辑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而不能用某种客位的观点来妄加评论。农民进行人情消费，短期内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且部分人情在宴请中被间接地消耗掉了，这的确不符合经济理性。但同时，农民参与人情交换不仅能完成地方道德义务，从而维护自身的“面子”，而且能维持、强化或扩大关系网络，形成他们巨大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他们在变革的年代获得更多的资源。即使从经济上考虑，人情支出与人情预期收入也是成正比的，较大的人情支出能带来较大的人情收入，以及伴随而来的较大社会声望。对于那些在人情交换中存在“逆差”的农民来说，他们的“逆差”实际上是被投入到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社会声望的争取中去了，这是一种涉及长远利益的低风险投资。所以农民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只是不符合单纯的经济理性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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