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已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文章试图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区流动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湖北省；剩余劳动力；跨省区流动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1％。根据经济学理论，农村劳动力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靠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套。但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资金缺乏，耕地资源不足，很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制度空间的解冻，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
在湖北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大军中，主要形成了4种主流性的流动形式：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流动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是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大中城市流动，尤其是向武汉、宜昌、荆州等中心城市流动。三是“南下打工”。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来自于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四是“西部拓荒”。随着西部大开发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劳务需求正逐步增大，于是湖北许多市县的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呈增长态势。
在上述4种流动形式中，第3种形式是湖北省劳动力流动的主导形式。据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外出从业人员中到乡外县内从业的有139.27万人，占14.5％，到县外省内从业的有218.58万人，占22.7％，到省外从业的603.65万人，占62.8％。据湖北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省外务工人员在东部地区的占89.8％，在中部地区的占7.9％，在西部的占2.3％，其中流向广东的又占据了湖北省跨省转移劳动力的60％以上。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停产、歇产，从而引发湖北部分农民工从2008年8月开始回流。但从湖北省统计局的农民工回流旬报调查结果看，农民工回流总体规模有限。2009年上半年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又踏上了“南下”就业的征途。这一状况产生的主要动因，是湖北省多数市县还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制造业或产业集群，所以，吸收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差。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导致了湖北省农民工外出务工绝大部分选择和流向了省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跨省流动就业已经成为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途径。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间的跨区域“南下”或“东流”，尽管大大缓解了湖北省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特别是农村就业压力，但在带来了积极的效应同时也施展着双刃剑的作用，对湖北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区际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否定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湖北农民增收的作用巨大，甚至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如湖北的许多地方，外出务工的农民挣得的现金收入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应该看到，湖北仅靠劳务输出不仅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样也不能缩小省区间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南下”和“东流”的“民工潮”，为务工地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度性障碍的限制。务工者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当地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即所谓“外来妹”、“打工仔”。务工者无法获得真实的当地居民身份，不能取得当地户口，不能和当地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文化素质较高的智力劳动者在流出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加剧湖北人才的紧缺，使湖北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增长的需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种原因阻碍了区际间的梯度转移，区际差异呈现出扩大之势。
第二，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湖北省和其他劳务输出大省源源不断的、低成本的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和发展。根据湖北省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湖北全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的务工者占56.6％，占全部外出从业人数的第一位。这不仅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与本来就领先的观念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乃至地理优势叠加在一起，使得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主要劳务输出省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使劳务输出省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很少有人正面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加大了输出地的负担。以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为例，外出务工经商者多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口。依据湖北省统计局2005年的资料统计，湖北省外出农民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到总数的35.47％，比全省平均受训比例高出15.24个百分点，培训支出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此外，由于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承担，教育费用要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70％，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报的可能。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湖北在省外务工的603.65万人，以每人教育费支出以1500元计就达90亿元之多。此外，还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劳动力输入地没有先期投入，只是摘取“果实”，无需承担这些劳动力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责任。
第四，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地来的湖北来说，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需求市场被东部沿海省区所占有，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这种外出打工方式，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消费需求。据统计，近年来湖北省每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在5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费300元的最低限度计算，湖北省每年流失的市场销售额就高达150亿元，这只是仅仅计算了外出人员的直接消费额，没有计算因他们外出而导致减少了的家庭消费额。对输入地来说，外来劳动力不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每10个外来工带动当地1个人就业计，一个输入几百万劳动力的省，仅此就可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费倾向偏低，也使全国消费需求被压抑了。
第五，不利于农业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批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量，导致相当数量的耕地撂荒，或变多季种植为单季种植，或无人管理而粗放型种植，从而使农业产量下降或不稳定。从湖北省统计资料分析，从1978-1997年，湖北省粮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725.65万吨增加到历史最高点2634.4万吨。但是在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出现波动和下降的态势，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2227.2万吨。这固然有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精壮劳力外出打工，致使正常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原本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就不高，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大部分都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对农业科技推广不利，也不利于农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这种只有劳动者就业的跨省区异地流动、没有相应的人口迁移的模式，产生了一种“马太效应”，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它既破坏了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不复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区际间的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际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状况它不仅影响了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宏观消费需求。所以，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有困难正在走向其反面，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应当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努力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政策关注的重点在通过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促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同时，必须改革关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彻底改变目前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吸纳、社会拒绝”的地方政策，促使“民工”变成“居民”。对劳动力输出地来说，人口迁移出去，既可以减少劳动力，使当地有限的资本与生产者充分结合，又可减轻为输出劳动者承担社会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有限的财力为本地建设服务。中央政府应制定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的政策，设立协调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区域劳务协作，合理有序地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并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对外来劳动力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不公平对待。
从近期来看，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为湖北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湖北在中部乃至我国的崛起，必须要把握好农村劳动力这个重要的要素。具体而言，要努力在省内给农村的劳动力创造工作的机会，减少人员的外流，让他们一改过去为别人做嫁衣的行为，为本省经济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其实湖北省内大中城市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较大的区域，武汉、宜昌、襄樊、荆州、黄石、十堰等城市规模和容量较大，基础设施良好，对劳动力应该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理应成为未来湖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为此，目前如何根据湖北的资源特点、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合本地实际情况、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如何确定相应的政策取向，以充分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少和消除其负面影响，取得最优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效益，是摆在政府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