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方志的继承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千百年来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在编修时间的跨度上，统治者奉行的是“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从古至今，志不绝修。每次编修，皇帝均要下诏书，“奉天承应，皇帝诏曰……”责成所统辖的郡、县编修地方志，并设立专门机构，配给专门经费，选配当地德高望重的“鸿儒名宿”编修地方志。并明确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志的编修，是一个县级行政首长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封建社会中，一县之长（县令）在其任内主要是三件大事，即“办案、督粮、修志”，统治阶级流行一种说法，即“修志不修衙”，这怎么解释呢？因为封建社会的官吏，往往是三年一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如果说新县令到任，只忙于将旧衙署修茸一新，这得花费很多银子，投许多工时，等衙署修茸好了，自己的任期亦快满了，即将离任，或往上升迁，或致仕还乡。而往上升迁的希望，致为渺茫，必须是政声卓著，或须上下其手，钻营活动。而致仕还乡的则占大多数。而主持编修一部志书，既可为地方做了一件大好事，将当地的优秀文献保存下来，又可使自己美名流传。再者，修志一事又是上峰明令规定的硬任务，不可稍事懈怠。基于这种景况，县令们对编修地方志绝大多是十分重视的。在封建社会，编修地方志采取的是，县令亲自主持修志，县令对上一级——郡或道、州等负责，郡或道、州对督、抚负责，督、抚又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负责。这样一套由上至下，又由下至上的管理运行机制甚为严密，倘若其中有谁对修志一事敷衍搪塞或拖延懈怠，办事不力，那么将受到弹劾、朝参。正因为千百年来，无论改朝换代，移元改步，新旧统治阶级从皇帝到县令都非常重视编修地方志，因而保留大量优秀的地方文献，据有关史料载，迄今为止，我们现在所保留下来的正规地方志书有八九千种之多。这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中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互见。但绝大部分还是真实地记录了当地当时的基本情况，这包括山川、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等的真实概貌，这对后人研究借鉴过去的功过得失不无裨益，常言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另外，由于古代前贤的修志者，绝大多数是一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当地名宿，他们的道德文章，受人尊崇，他们均有较好的“志德”，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留下的著述如地方志等，一般都不会很差，我们在学习、继承他们的遗著时，只要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再者，如上所述，古代编修地方志，由于各级统治者均非常重视，上上下下，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和管理机制，致使编修地方志能够较为顺畅地进行，亦才给后人留下这样多的志书，其数量真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鉴于此，我们对于这样的重视程度，这样的管理运行机制，以确保志书的畅达编修，克期完成等等，我们是否值得反思、深究、继承？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笔者以为，这样重视的程度及其所运行的管理机制等，是很值得我们去大力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古代前贤的修志者，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道德风尚，有满腹的经纶、宏富的学识，这与他们严谨做学问的态度密不可分，他们自幼就在塾师严格的指导下，苦读、苦记、苦写，一生读书多，记诵广，可谓“皓首穷经”，这样做学问苦钻、苦学的风尚，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个年轻学子去学习去继承发扬吗？回答亦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正年轻，学识和见识还很有限，而我们现在正承担的第二轮编修地方志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现有的这点见识、学识及视野还差得很，那么，我们为要编修出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就必须抓紧春光不放松，刻苦努力学习，不断充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要学习、继承古代修志前贤们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不厌、悔不倦的精神，博览群书，宏富学识，精于推敲，勤于考证。其间，不仅要精勤学习修史编鉴的专门知识，还应扩大艺术视野，学习志、鉴以外的门类，如文学、艺术等等，均应有所涉猎。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还要与时俱进，要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学习中共中央的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秦光荣省长在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样，我们亦才能胜任愉快去完成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在学习、继承旧志一些优良传统问题上，我们还要切实注意一点，即过去成书的一些优秀良志，具有体例完备，文字明白晓畅，文采飞扬，记述清楚，考订精细等等特点，如民国年间，由卢汉主持领导编修的《新篆云南通志》，由方国喻老先生主修的《保山县志》，由黄炎培老先生主修的《川沙县志》等等，这些都应视为可“存史、资政、教化”的良志，我们应该细读，深考这些志书，学习、继承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高超的修志学识、水平及善于驾驭文字的能力等。以期使自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修志行家里手。
另外，笔者前不久还研读了一本民国年间编修的地方志，编修者采取的体裁为章节目体，并且全书采用5级分目，即篇、章、节、目、子目分层次记述，眉目清楚，条理清晰，全书基本做到了横排竖写，横分门类，竖写史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研读之余，感受颇深。这样层次的分目，这样详实的记述，正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典范之一。
二 地方志的创新和发展
编修地方志固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千百年来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实资料，其中精华部分所在多有，然而糟粕亦不少，因而，我们在学习、继承的同时不应该生吞活剥、全盘接受，则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我们现在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来说，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创新、发展。要对地方志传统的编纂立场、观点、方法，对地方志的传统结构、志体、篇目系列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创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只有这样做地方志这一书种及其方志学科才不会遭到时代的遗弃。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在学习、继承旧志的基础上，实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发展的必然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史、志，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存留着一些明显的弊病。譬如说，其封建伦理说教的趋向十分明显，封建大一统的思想贯穿始终，“重人文，轻经济”的倾向尤为突出，而这便是编修者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而“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连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不能免 。此例自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始，其后，因因相承，直至《清史稿》均如此。修史编志的古贤对人物的描述，刻划往往浓墨重彩，竭尽铺陈描写之能事，而对经济方面的记叙则吝啬笔墨，轻描淡写。我们来细览《史记》一书，其中最精采的篇什是人物“列传” ，人物“列传” 共70篇，文字容量在52万言的《史记》中占的比重最大，亦最为精妙绝伦，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商君列传》等，太史公对廉颇、蔺相如、韩信、李广、商鞅等人物的刻划不厌其详、不厌其精，一个个人物形象鲜活凸显，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禁令人拍案叫绝，而对经济方面的记述，如《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什与人物“列传” 相比对，则较为简略、逊色。台湾当代大文豪余光中先生亦持这个观点，他认为《史记》中写得最精采的是“列传”中的人物，而经济方面的记述却差强人意。
而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已今非昔比，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当今之世，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突飞猛进，如果说再用“重人文，轻经济”的指导思想去编修志书，实则大谬矣！因而，我们必须扬弃旧志的做法，把“重人文，轻经济”的观念扭转，切实加大经济发展的记述容量，浓墨重彩的去记述、讴歌新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宏伟业绩。
过去的史、志，着重于记述客观情况，推行“述而不作”的记述方法，因此，仅给后人留下一大堆史料，然而，却未能深考事物的本质，亦未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史、志类书都只能说明客观世界，仅停滞于现象的记述阶段，而未能上升到理性的剖析境地，坦白地说，此类史、志类书于很大程度上我们仅仅只能将它视为一些经过加工整理的资料。那么，如此等类的史、志，又岂能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真正作用？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入细致思考，而首要的是则应勇于探索、创新、发展。
现在，我们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必将坚持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然而，伟大的理论只能产生于伟大的实践，理论的探索来源于实践而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可以预见，当今全国上下修志事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随着全国大规模的修志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新方志伟大而切实可行的理论体系必将形成，这一工作，对于我们新一代修志工作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对于传统修志理论，我们应该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亦不能采取照搬照抄，全盘接受，一层不变的教条主义方法。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古人，应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然而，我们肯定古人，决非等于全盘照搬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他们的理论和法则，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分析、批判和继承、发扬，在具体实践的牢固基础上力创社会主义地方志的理论和法则。我们年轻的新一代修志工作者，定要具备骄人的胆魄，大胆创新，锐意发展，勤奋学习，与时俱进，奋力使社会主义的新方志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