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市场经济商业道德迄今为止已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历程，逐步从不完善到完善。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经济是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演化的根本因素，文化是市场经济商业道德具体形态的决定因素，制度是市场经济商业道德功能实现的强制因素。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演化
一、经济：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演化的根本因素
（一）物质文明的丰裕程度
商业道德是根植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的一种精神力量，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离开真实的物质基础，商业道德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想。商业道德发展状况大体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物质文明的丰裕程度具有同步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物质财富越丰富，人民生活越富足，就为商业道德建设和商业道德意识的养成提供越有利的物质条件；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匮乏，人民生活贫困，商业道德就会带有外在的强制性和野蛮性，就很难形成自觉的商业道德意识。
市场经济发端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刺激了西方社会对商品和货币的无限追求。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他们为了获得商品和货币，已经不再顾忌道德，欺诈开始兴盛；不讲商业信誉，相互拖欠和赖账的情况大量存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现象屡见不鲜；暴力也成为获取财富的合法手段，非人道的商业贸易大量存在。这些恶德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主要的商业道德，不仅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手段，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冲击着自然经济形成的忠诚老实等朴素的商业道德观念，使忠诚老实的美德变成了愚蠢无用的别名。
18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各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产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被彻底清除，市场发育越来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以不正当的竞争、营利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早期市场经济商业道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如果此时商业还是“被错误的理解成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赚取金钱”，“那么也许除了一点点赛犬和赛马会之类的娱乐作用之外，商业确实将在文明社会中失去立足之地。”
（二）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
丹尼尔•A•伦恩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除了新教伦理粉碎了古老神学对人们的束缚外，自由伦理和市场竞争伦理在改变对人民、对工作和对利润的文化价值准则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市场经济初期，竞争是一种极其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经济运动，谁获得的利润低于别人，谁终究就要被别人吞并。为了避免自己被别人吞食，就必须在那些人人都采用的正当的竞争手段之外，另谋出路，寻求一条既节省资金，又避免直接引起本企业工人反对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欺骗与讹诈。对消费者进行欺诈，对别的民族进行欺诈。这是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由竞争必然在经济关系中——不只是在商业方而，而且在商业所包容到的一切机械的、自由的职业内——制造诈骗行为。”可见，这完全是由经济运动本身产生的一种力量，在这种经济力量面前，道德规范对于商品交易者的不道德行为而言，根本就不起到任何约束作用。恩格斯对此曾写道：在竞争“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使人类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虽然这个时期的市场竞争中存在大量不公平现象，但仍应当肯定，近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平等地成为经济竞争的主体，能公开地明确追逐个体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对人自身本体认识的一大发展。
应该看到，市场竞争中本身就带有公平、平等、自由等含义。恩格斯从商业活动与道德进步的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商业本质中有人道的因素，商业竞争不应是纠纷和敌视的源泉，而应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自由、平等、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的纽带。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其本身对于商业活动的伦理要求促使市场竞争不断向着公平、正义、自由的方向发展。正如万俊人教授所说：“从一种理想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发展至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共生共赢、以合作求发展等思想观念，充分说明了在经济领域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并不是唯一的形式，不讲道德的竞争不能长久，这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文化：市场经济商业道德具体形态的决定因素
（一）宗教文明：文化源泉
在西方，道德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观念提供了最可靠和最丰富的源泉。
16世纪初，西欧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考察了西欧宗教改革之后的变化，认为改革后的加尔文新教以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应世，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崇尚劳动、勤勉于世俗职业，勤俭节欲、精打细算、重视个人的成就和经济实利的企业家人格特征。这种新教伦理引导了资本主义理性化经济伦理的形成，最终催生出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新教伦理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虽然人们无法探知自己是否受到了恩宠，但人人为上帝增加荣耀却是公开的准则，在这一点上，人们找到了与上帝沟通的突破口。对世人而言，上帝的荣耀是抽象的，但人们为增加上帝的荣耀所进行的劳动却是具体的，同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可见的、可度量的。财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在事业经营上不断成功，获得财富，便表示他已得到上帝的恩遇，并同时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商人从中为自己找到利用各种方法大赚其钱的理论依据。他们可以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理会天主教会所谓商人贪婪与罪恶的斥责，相反，把赚钱看成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以此而形成一种商人的道德观。
应该说，近代西方资本家那种视赚钱为天职的精神，那种精心核算、合理使用资本和组织劳动的精神，都是按照新教伦理的训条发展起来的，是宗教改革后在文化的进化和变迁中所形成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新的价值系统和道德传统，并成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基础。正如韦伯所说：“17世纪这个伟大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责，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新教与商业的结合并不只是商人选择了一种信仰，而是新教的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果，正是在这种信仰中，商业活动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新教是对商人哲学的一种总结和肯定，是市场经济商业道德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源泉。
（二）主流价值观：人文动力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社会的整体价值取向。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个人主义把个人当作看待一切事物和问题的核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先于对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思考。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因而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但在此前提下，它强调个人的责任，认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目的的时候不能侵害他人追求自己的目的，并且必须遵守既有的得到个人自己承认的契约规则。可见，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在“契约关系”中平等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扩展开来，这种自由型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平等、民主、公正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对个人的尊严、自由、利益和权利的强调促进了人性的解放和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为市场经济主体意识的萌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种经济价值，个人主义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信任。“作为一种学说，个人主义在个人及其心理倾向中寻找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依据，相信个人的行为就足以提供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则，力求通过个人，尽可能让个人得到自由地自我发展的一切机会来实现社会进步……因此，作为一种制度，个人主义乃是自由贸易的制度，是竞争的制度，是私有财产的制度。”因此，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是与追求个体物质利益，自我预期，自我负责，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了这种文化、习俗，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
应当说，个人主义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价值观基础。一方面，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至上，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保障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和平等，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在政治领域中形成了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机制和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这进而又抑制了个人主义的极端化。这就使得个人主义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也容易导致利己主义的泛滥。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的片面强调，导致人们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弱肉强食的思路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如何协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防止个人主义的极端化，是西方市场经济商业道德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
三、制度：市场经济商业道德功能实现的强制因素
（一）政治制度：前提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商业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力量。一般来说，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关系中的阶级关系这一本质的方面，它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各阶级的道德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历史证明，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直接从他们的阶级斗争中引申出来的，也都是为他们的阶级政治服务的。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提出了同中世纪的宗教道德观念和禁欲主义道德准则相对立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以及功利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的。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并实践了自己的议会制、文官制、选举制等，实现了法律对权力的完全的、成功的制约，公权力完全变成了商品经济的真正的仆人，政府变成了守夜人。此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一百多年毫无约束的大自由发展，市场无比扩大，生产力极度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一切资源、劳动力、技术等都被市场化，契约自由被奉为上典，平等、自由、权利、诚信等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内部得到了深入的发育和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随之丰富和完善。
此外，西方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各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使得市场经济商业道德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范围，在西方各国间更为广阔的市场中获得了普遍意义上的发展。“由于人们不能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和平等观念发生的政治前提是形成独立国家，特别是实力差不多相同的独立国家间由于相互平等的经贸交往而组成的国家、区域或民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由于各独立国家间的实力相当且互相防范，国际间获取物质利益的活动只能通过相互间平等的交换，而不可能通过任何暴力或政治权威来劫掠物质财富。国家政治和权力的作用受到别的权力主体的制约。在这种力量均衡格局中，人们不得不把平等地进行商品交换作为经济伦理的最基本要求接受下来并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
（二）法律制度：途径
在道德的养成和作用发挥中，往往需要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功能。法律可以作为“传播和推行道德的工具，国家主权者通过立法的途径把某些道德要求确认为法律要求，从而为有关道德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守法也就意味着守德，当守法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的时候，在社会上必然出现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
西方市场经济商业道德的形成正是依靠法律这个外部的强制力才真正实现。西方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各种商业习俗，通过道德立法逐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最终促进了商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早在中世纪之时，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了商人团体，这些团体根据商业活动的习惯和惯例，制定相应的商情规约，并逐步发展为商人法。到了17-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机构的日益强化，国家直接干预商业事务，商人团体的习惯法逐渐趋于消灭，代替它的是国家的商事法。但只是使商法处于主权国家的直接管辖之下，商法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商法滋生于商业社会，为保障交易的安全、快捷，设计了一整套普遍适用的制度，用法律将各项交易方式固定下来，主体只能遵守，选择范围很小，体现了“从契约到制度”这一趋势，为初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具体制度，规范了商品生产，促使其健康发展。发展到19世纪，西方开始重视道德立法，在立法实践中加大了对商业道德规范的立法力度，并且“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也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道德立法系统，一个人在按自己的道德观念行动的时候如果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准则都会受到强制性的惩罚。”
当然，法律制度在西方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演化中作用的发挥，不仅在于西方相关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更是源于西方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西方法律的制订是由下而上进行的，是人民经过无数次努力和斗争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用鲜血和生命追求而来的。因而，资产阶级胜利后，对法治就具有了深厚的感情，才形成了对法治的一种真正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现在羡慕的西方的良好的法治意识与法治传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法律的制度形态才真正内化为人们的观念形态，法律才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神圣性，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权威也才得以真实地确立和维持。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