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的结局，韩信的下场最悲惨。一直以来的说法是说韩信谋反，犯下的是死罪。
韩信是否谋反，存疑很多。想当初，韩信凭借手中精锐之师，虏魏王，擒夏说，诛陈余，平赵，胁燕，定齐，打败了项羽，手握天下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如果要谋反，韩信不会不明白此时是最佳时机，他为何不反？即使是最权威的《史记》，透过白纸黑字，也是让人疑虑丛生。司马迁写韩信与陈郗密谋，“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既然屏退了所有人，只有他们两人在场，谋反的事又是如何泄露出去的？想必司马迁对韩信谋反之说也是怀疑，但又不能不顾及正统的说法，只好在此玩起了春秋笔法：个中真意任由后人去揣摩吧。
韩信之死，若是排除谋反罪名，根本上还是缘于他的官品。
韩信富有军事才能，有建功立业之志，渴望慧眼识才的明主。他先投项梁，后从项羽，但不受重用：“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归顺刘邦后，“授上将军印”，“予数万众”，才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短短三年之中，从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直打到山东，破敌百万，成就一代名将。所以对于刘邦，他有一颗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之心。面对蒯通策反游说，不为所动：“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按出身，韩信算不上刘邦的嫡系。与刘邦一起起事打天下的是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一帮人。要想进入刘邦这一“小圈子”，必须与这些人拉近乎。但韩信不屑做拉拉扯扯、称兄道弟那一套，从内心深处鄙夷周勃、灌婴那些对刘邦俯首帖耳的阿谀之徒，“羞与绛、灌等列”。与这些人密切不了关系，也就永远进不了刘邦的“小圈子”，每每关键时候，也就没有人出来为之“说话”。事实也是如此，韩信被贬、被夺去军权、被人告发谋反，一起打天下的“老战友”不仅没有人仗义执言，有的更是落井下石，帮助刘邦出谋划策铲除异己，可怜韩信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梗直的人，往往直言直行，襟怀坦白。刘邦打败项羽后一年，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韩信事先早得到有人告“黑状”的风声，但他“自度无罪”，甘愿被擒，当众揭穿刘邦“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阴暗心理。在韩信看来，我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自我标榜什么“而善将将”，也不过是个卸磨杀驴的主儿！这样的话，刘邦能受用吗？恐怕恼羞成怒之下杀心也就下定了。
汉初三杰，韩信一直被说成是无萧何、张良那样的大智，才落了个身死人手的下场。所谓萧何的“智”，是不管刘邦怎么直呼其名，动辄臭骂，或百般猜忌，都能采取应对措施取悦刘邦，甚至不惜仗势贱买田产搞坏自身形象；所谓张良的“智”，是看透了刘邦“功高震主，大开杀戒”的隐私，早早选择了急流勇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消除了刘邦的戒心，得以逍遥余生。不过，对于韩信来说，萧何的“智”，他不屑为；张良的“智”，他不愿为。所以，一方面，他想有一番作为，不想退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又想正道直行，不想靠歪门邪道。而对于刘邦来说，打江山时，你韩信有才能，我离不开你；坐江山了，你还想靠本领吃饭，动不动发个牢骚，时不时不听招呼，尊卑不分，蔑视皇威，新帐旧债一齐算，不杀你杀谁？
韩信任楚王后，对曾经一连数十天分饭给他吃的洗衣老太，“赐千金”；对曾经寄食其家后被其妻赶走的亭长，“赐百钱”；对那位受胯下之辱的屠夫，任命为中尉官，“此壮士也”。韩信感恩报恩，讲究诚信，胸怀宽广，其官品不是凭空而产生的，正是来源于他的这些人品。
在封建官场，谁在前谁在后，谁开口谁闭嘴，谁高高在上，谁匍匐在地，讲的是等级；谁舔疮吮痔青云直上，谁坑骗拐蒙吃香喝辣，谁阿谀逢迎腰缠万贯，靠的是权术。大凡有才情的人却不通世情，往往自视很高，抱负很大，但也常常蔑视等级，疏于权术，轻则处处碰壁，事事不顺，重则头颅不保，诛灭九族。
所以，从根本上说，韩信的悲剧，是人格上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