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三农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我--年下乡工作时，乡镇正忙于大办工业。我看到，办工业几乎是办一个砸一个，乡镇政府负债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向农民收钱越来越多，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由于我爱好哲学思考，我开始从哲学上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后来我知道，这些问题被学界称为三农问题。
从整体上看三农问题，我比较同意温铁军先生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已经形成，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已经形成，三农问题将不可能有条件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能相对缓解，就是最大胜利。这也是我强调缓解而不是解决的原因。
一、必须进一步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缓解三农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主张取消乡镇一级。我不同意这个主张，不仅如此，我还建议要进一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包括村级政权建设。我是从人口、资源与社会治乱之间的关系认识这一问题的。
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曾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我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随社会治乱而呈现周期性摆动，表明历史中的人口数量规模，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治乱的一大重要因素。何新认为，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似乎具有一种常量，在清代以前这个常量的极限是6000万人口，突破了这个规模和常量，社会资源分配即陷入失调，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可耕地。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变乱。这种变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律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如果说何新先生是从宏观上论证中国历史上人口、资源与社会治乱之间的规律，那么曹锦清先生则似乎从微观上论证了同样的规律。曹先生1996年在河南调研时研究了一族谱。从全族谱上看，该族从明永乐二年到民国三十三年共540年，传十六代，每代平均37.75年。该族谱另有两个特点：一是男性子嗣人数，各代之间相当稳定，二是各代绝嗣比例很高。曹先生说，这或许说明，村落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确定的比例，超过这一比例，或外迁，或迫使一部分男性子嗣退出婚姻。据村里人讲，解放初，该村总人口不足400人。由此可以推见，该宗族从第七代始直到解放初，人口总数一直保持在400人左右。
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资源，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是一个常量，超过这一常量，就会导致社会变乱。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个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因为那时马克思恩格思他们已经看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人们的欲望却是无限的，为求生存，为争夺这有限的社会财富，必然产生阶级斗争。
据专家预测，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数2010年将接近14亿，总人口峰值时间在2040年左右，届时总人口将接近16亿。我认为，如何闯过这16亿人口大关而使国家不发生大的变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无论搞什么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从长远来看，三农问题可能将越来越凸显一个问题，那就是稳定问题。如何认识三农问题，离不开对国家大势的判断。说实在话，我没有政治家们和有些专家学者那样乐观，说再过10年，我们将达到什么水平，再过二十年我们将达到什么水平，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和发达国家水平。现在虽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几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但又受到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这与马克思格斯时代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阶级斗争、阶层斗争，会随资源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尖锐、复杂。因此，搞不好还会发生大的变乱。受资源环境这些客观物质性因素所制约，随着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将进入一个高风险期。三农问题，正如老田先生所说，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从这个观点来看，三农问题极大可能是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资源越来越少，必然导致物价越来越高；物价越来越高，受影响最大的是穷人、是农民，富人是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的。人们过度开发自然，自然必然通过旱灾、涝灾和疾病流行等报复人类，而这受影响最大的，也还是穷人和农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央取消农业税的好处，已经被化肥、柴油价格上涨所抵削。旱灾、涝灾和疾病流行，常常使农民血本无归。因此，我说三农问题极大可能是越来越严重。要知道，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不是我们业已取得多大成绩，而是存在多大矛盾和问题，而是能否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很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很有利于化解风险。这是我所以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非典期间，为阻止非典漫延到农村，基层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三农问题，不只是中国独有，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发生了三农问题，相对来说，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是比较轻的。什么原因呢？潘维先生在他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曾论证说，其中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人地矛盾始终是紧张的，所以，自秦朝置郡县以来，从来是“皇权不下县”，并把这作为取消基层组织的依据。“皇权不下县”也许是历史事实，但是，哪个朝代最后避免了战争？又有哪个朝代避免了灭亡的命运？都没有。因此，在我看来，历史上的“皇权不下县”，不但不能成为取消基层组织的依据，反而是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依据。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党权、国权退出乡村，进的可能是民主、民权，也可能是拳头和黑恶势力。而且可以断定，资源越少，竞争越激烈，拳头和黑恶势力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用说是彻底取消基层政权了，就是由于现在乡镇财政困难等原因在基层政权弱化的情况下，拳头和黑恶势力就已经大大抬头了。
搞改革一定要坚持渐进性路线，或像歌德所说，既“忠于守旧，而又乐于迎新”；或像培根所说，以时间为榜样，时间之流，它在运行中更新了世上的一切，表面上却又使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我相信，这样的改革，不仅最容易取得成功，而且成本也最低。基层政权出了问题，要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坚决措施。就我所知，只要大的方针政策切合下面实际，基层干部还是愿意也是能干出一番事业的。
二、必须进一步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将资源向三农倾斜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缓解三农问题，还须找到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这无疑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比较相信这么一个说法，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行市场经济搞自由竞争引起的。由于人们的身体条件、智力条件、社会关系及所处自然环境等不一样，受事物整体性和有限性所制约，搞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穷、一部分人富，由于三农处在社会生产链中的最初端，最容易受剥夺，搞自由竞争形成三农问题是自然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不搞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发展问题，这已为实践所证实。同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市场经济也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弊端，那就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又不导致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又必然导致种种问题。对市场经济利弊研究最深、最全面的，我认为莫过于马克思。因此，如何缓解三农问题，我主张回过头来重新研究马克思。马克思提出的解决市场经济弊端的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过去叫计划经济，现在叫国家宏观调控，资源尽可能共享。物极必反，即事物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反面，是关于事物发展的最为根本的一个规律，据此规律，事物的缺点往往是优点的不适当延长造成的。搞自由竞争很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自由过度了，优点就会变成缺点。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在搞自由竞争的同时，不断加进与之相反的因素，即不断加强国家之手的干预力度。要在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两只手同时抓，同时发挥作用，才有望缓解三农问题。真理既不独在市场之手一边，也不独在国家之手一边，而在两者的碰撞融合中。因此，无论是对市场之手，还是对国家之手，都不要迷信，它们都不过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该用哪一手，就用哪一手，用哪一手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就用哪一手，这才叫实事求是，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家之手是对市场之手的自然补充，它的主要作用和职能有两个：一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老子所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以缓和社会矛盾，缓和阶级斗争；二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自然的承载极限，安排人们的生产生活，以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央提出的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非常正确的。何谓“重中之重”？我理解，主要的就是指要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在人、财、物等方面向三农倾斜；就是各级领导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调研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由“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首位”，再到“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表明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升华。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兴、天下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这些话如今大家已耳熟能详，明确反对的未必有几人，但三农问题为何仍然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其中的缘由和道理值得人们深思。我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供大家批评。我认为，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运动是一定要发展到底的，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这一趋势，这就叫不到黄河不死心。这一趋势发展到底会是什么结果呢？有人说是现代化，我没有这么乐观。我认为可能是现代化，也可能是灾难，社会的、生态的灾难。深入的思考使我确信，没有大的灾难，人们很难从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只有大的灾难，才能促使人们觉醒，觉醒后的人们，才会认识到生活的真正归宿，所有问题才会最后归于解决。这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为了促使人们早日觉醒，为了不致于使灾难变成灭顶之灾，唯有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
中央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六字方针是“多予、少取、放活”，我认为这是一个两手抓的方针。“多予、少取”，就是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多给予三农，少取之于三农；“放活”就是给农民放权，就是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两只手同时抓，该用哪一手，就用哪一手，用哪一手对缓解三农问题有利，就用哪一手。“一免三补”、“二免一补”用的就是国家之手；总理带头为农民工讨工资，用的也是国家之手。保护价收购粮食，用的是国家之手，而开放粮食市场，用的是市场之手。温铁军先生多次建议要放开那些仍然有赢利条件的涉农领域，比如农产品储运、销售、加工、农业金融、电力等，允许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进入这些可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领域。这更多的用的是市场之手。
缓解三农问题，根本办法是靠国家之手向三农投钱，没有钱，啥 问题也解决不了，钱总是往利润高的领域流，没有国家之手干预，农民的钱，农村的钱，只会被漫漫吸干。没有较大规模对三农投资，三农问题不会缓解，就是已经看似解决的问题，早晚也还会反弹。如机构改革，湖北省襄樊市的改革，据媒体报道很成功，其实，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解决不了分流人员的吃饭问题，不能建立合理的人员进入和退出机制，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无法安置，改革早晚还会反弹。机构改革进行多次，为什么越改人员越多？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个“黄宗羲定律”？问题的实质是人要吃饭。不是改革者没有力度，也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没有智慧，问题的实质是，谁也不能违背人要吃饭这个生存规律。吃饭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不管是谁执政，最后都难以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因此，机构改革，说到底还是个社会就业问题。要实现最大限度就业，还是投资三农。也许有人会问，大规模投资三农，钱从哪里来？国家的钱就那么多，是有限的，这方面投的多，那方面就投的少，投到这方面，就不能投到那方面，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投不到哪方面，哪方面就很难发展起来，没有巧妇能做出无米之炊来，这也是明摆着的道理。在我看来，少修几条高速，少建几座现代化大楼，就什么都有了。相对于这些投资，给三农投资会带动更多人就业，农村、农民会得到更多实惠。三农问题不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吗？各级政府和领导是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还是假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其实只有在两个方面相权取其谁的选择中才会看出。有比较，才有鉴别吗！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道矣。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知道先农业，后其它产业，先农村后城市，先农民后市民，就接近按规律办事了，这才是大道。先把三农搞好了，只要客观条件允许，其它方面自然会好起来；反之，其它方面过度好，受事物的整体性和有限性所制约，三农必然会坏起来。
投资三农，我建议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人力资源。人才溃乏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因素，要想办法把人才吸引到三农方面来。一方面是那么多大中专毕业生无业可就，另一方面是农村人才奇缺，这种局面单靠市场能解决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局面单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动用国家之手。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干事创业。
二是投资三农基础设施。旱灾、涝灾仍然是制约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要加强以灌溉和除涝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继续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建设。人畜饮水、农村沼气、农村水电、乡村道路、草场围栏等，工程虽小，农民收益却不小。投资三农基础设施建设，能用人力的，要尽可能用人力，这样会带动更多农民就业。
三是投资教育。“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这对众多农村家庭来说应该说是事实，这种情况不下决心改变，何谈全面建设小康？宁夏13岁女孩担心要交十万元择校费而自杀，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憾吗？现在的这个教育制度的确存在很大问题，它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它不断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它榨干农民的血汗钱，然后又一脚将他们踢到市场上。我们呼吁：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四是投资卫生医疗。农民听说2007年小孩上学不再拿钱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并说，要是再看病不拿钱，农民就真小康了。看病难，看不起病，这是农民反映强烈的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又会衍生出许多问题。从问题出发，从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出发，作决策办事情才能办到农民心坎上。
五是允许并帮助农民成立互助基金会。市场经济的一大弊端是风险大，要克服这个弊端，就要想办法降低风险，想办法有效化解风险。种田有赚有赔，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现在许多农民赚起赔不起；人吃五谷杂粮，都难免会生病，可是农民常常病不起，等等，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每个自然村都能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互助基金，那么许多遇到困难的农民就能顺利渡过难关。
三、必须进一步加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
前面说到，对市场经济利弊研究最深、最全面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提出的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政治上的办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民主。我认为，民主的实质，不是直接选举，更不是“两院制”、“三权鼎立”，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在马恩列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前面，有一句大家都熟知的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无产阶级，产生弱势群体，无产者怎么与大资本相抗衡？弱势者怎么摆脱弱势地位？马克思提出的办法就是，无产者联合起来，弱者联合起来。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已经形成，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已经形成，缓解三农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将资源向三农倾斜，另一方面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前者叫外因，后者叫内因，内外因结合，或许是缓解三农问题的现实出路。用什么办法将农民联合起来呢？用民主。用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组成新的铜墙铁壁，我认为是缓解三农问题的现实出路。
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乡村就是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就是村民当家作主。当什么家作什么主呢？中央明确指出，凡是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如村干部选举，如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和租赁、集体企业改制、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村干部报酬、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和建设承包方案等，都要实行民主，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和问题都是由于人们违背事物发展规律造成的，三农问题也不例外。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据此规律，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先小后大，先低级后高级，先简单后复杂。量变质变规律还告诉我们，低级阶段的事只有干足干够，事情才会自然发展到高级阶段，否则，就会矛盾百出。凡是在乡村工作过的都能体会到，小事还没有干，就总想干大的，低级阶级的事还没有干足干够，就总想干高级阶段的事，一味信奉高、大、洋、新，所干之事不适合老百姓要求，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是形成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陈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适合老百姓的要求”，我认为就是问题关键和核心。怎么干事才能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呢？我看没有其它什么好办法，只有让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我们常说，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干群众所需，但是，群众急什么、想什么、需什么，作为高高在上的领导常常并不清楚，只有群众自己最清楚。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作决策办事情才能办到群众心坎上，才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众所周知，比照别人别地的现代化，今天逼着下面干这，明天逼着下面干那，钱花干花净还不中，还要举债干，所干之事又不能给群众带来多大效益，这是造成今天乡村困局的重要原因。实行民主，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就是要把事情倒过来，由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办什么事情，上面则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支持。温铁军先生曾指出：我们应该让村社自己来决定自己需要什么公共品，如果村社提出的这些公共品要求是合理的，而他们自己的财力又不够，就应该由上级财政适当安排一定的财力来满足，如果这样一个思路能够确立的话，那么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没有讨论清楚，无论用什么样的政策，恐怕都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由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办事情，开始时，他们所办之事可能很小，很土，很简单，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些却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大的只能在小的基础上产生，高级的只能在低级的基础上产生，土的东西看起来可能不好看，但却管用。事物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性发展过程，隔过小的、总想径直干大的，隔过低级的、总想径直干高级的，隔过简单的、总想径直干复杂的，违背规律招致失败，最后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干，本来是想快些发展，结果反而慢了，这叫“欲速，则不达”。实行民主，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也许是避免这种结局的最好办法。
民主与公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公开，可以说也就不会有民主。前面讲到充分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将资源向三农倾斜，是缓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之一，但是，如何确保国家的支持落到三农哪里呢？实践证明，光靠上面的检查监督是不行的，我看搞好公开，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人、财、物支持到什么地方了，可以通过媒体公开到乡、公开到村。三农工作既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每年拿那么多钱定党报党刊，报纸用一些篇幅刊登基层干群关心的事，我看没有什么不应该的。说实在话，国家现在每年支持三农的款物已经不少，据报道，全国每年仅财政支农投资规模约在2000亿元，但“支农率”却很低。记者编顺口溜说：“财政支农2000亿，农民受益毛毛雨”。我们《河南日报》上曾有一篇报道，说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不用愁，29亿元弥补县乡财政减收。可是乡村还是越来越愁。愁这样下去恐怕连维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也成问题。乡村干部就问：这29亿元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解决这些问题，我看只有自上而下搞好公开。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帐，假设说2000亿支农款的十分之一，即200亿用以直补到村委，那么全国694515个村委，村均就是近3万元，再加上省市支持的，还有一些村不需要支持，村均就是好几万元，有这好几万元，农民再“一事一议”集点，让农民当家作主去办事，那是很能办成点事的。现在的支农款物是，这一项，那一项，这个部门的，那个部门的，撒胡椒面，结果是啥事也办不成，那么多钱都白白浪费掉了。
民主还与纪律法制分不开。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民主，也没有纯粹的自由，现实中太自由了，太民主了，自由、民主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物极必反，是个普遍规律，自由、民主也难逃其支配。贺雪峰教授在他的《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个现象，说是现在的农村，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当家作主。意思是说，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干的事情，个别人不同意干，你就干不成，因为乡村干部怕告状。现在大多数乡村干部抱的态度就是，再好的事，宁可不干，也不能让群众告状。这种情况不改变，乡村公益事业只能永远荒废下去。这种情况不改变，要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将是非常困难的。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乡村干部迫切需要有人能指出一条路。我的想法是必须在乡村恢复纪律，落实法治，什么是纪律？列宁说，纪律就是作出的决议，大家都要执行。什么是落实法治？落实法治就是有个别人不执行，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民主，还要有一个切合农村农民实际的民主形式。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就会事与愿违。小布什推翻萨达姆政权，想在伊拉克搞民主，结果把伊拉克搞成了人间地狱。“文革”时搞大民主，搞出了派性斗争。现在农村搞直选，多数是走形式、走过场。实践证明，无论是“文革”式大民主，还是直选式大民主，就是动不动都要所有人参加的民主，都不太符合当下农村农民实际。我认为，相对小一点的民主，相对土一点的民主，即村民代表会议，也许更符合农村农民实际。这样的民主上还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一致。我的意思是说，要下大决心，花大精力，搞好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不仅财务、村务要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而且选举村干部也可由村民代表来选，真正把村民代表会议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组织形式、有权威的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机构。村民代表会议之下，可以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负责财务监督、村务决策、劳务输出、司法调解等。小组要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要加大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投资。搞物质文明建设需要钱，搞政治文明建设同样需要钱。应该清楚，在乡村集体资源被抽空的情况下，无论搞什么样的民主，都难免留于形式。
原则上讲，凡是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应由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如吃喝招待费、订阅报刊杂志费、救济款物发放、宅基地审批、党员干部评议等。就是说，通常在墙上公开的那些内容，都应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公开。这些这里不再细说，下面我着重想指出的是，农民关注的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等问题，也都可以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如上学难，上不起学，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一位中学校长。我问：现在群众对学校乱收费、收费高意见很大，这到底是啥原因呢？校长回答说：“主要原因是都想钱。学校收费高主要是高在择校费、资料费、作业本、报刊杂志等上面。这些东西都是上面强行摊派给学校的，不要不行。去年，指2003年，我校共上交县上22万元，县上三扣两不扣，我们不仅不能自主花一分钱，反而倒欠他们几千块钱。现在上面该拨的钱不仅拨不到位，还要学校上交管理费，这些钱不向学生收，又从哪里来呢？中央算的帐，要说也差不多，每个学生每学期收书本费60元、杂费20元、其它费用20元，总共一百二三十元，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前提条件是得让我们自己当家。现在是我们啥家也不当，没有办法，每个学生收300多元还不够。叫我们自己当家，每个学生也就是一百二三十元就可以了”。校长一席话，使我想起过去搞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认为，中小学校交由下面管理，交由村委管理，将会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而且很有利于解决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为解决乱收费、收费高问题，上面决定实行“一费制”。实践证明，“一费制”作用有限。像择校费、资料费、补课费等，是学校和老师摊派给学生的，还是学生自愿买的，没有人神仙到都能分清的地步。我敢断定，只要上面该拨的钱拨不到位，而现行教育制度的成本又降不下来，老师和学校总会有办法把钱收上来而又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或者违反了叫你也无法监督。在财政还不富足的情况下，想办法降低制度成本，也许是现实的出路。
由此事我想到现在有些地方搞的村财乡管，乡财县管，报纸说有多大效果，说实在话，我对此将信将疑。我认为，越往上，越爱花钱，越会花钱，花钱越多，下面急需办的事就越没钱办，问题只能会越来越多。
由此事我还想到农民看病难、贷款难等问题，也可以通过扩大民主，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
关于民主，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不同意在合法的村民委员会之外再搞个什么农协。一是名不正。农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自愿参加的用以反抗反动政府的组织，现在再搞农协，名不正。名不正，则许多话说不清楚，搞不好就会为坏人所利用。二是增加农民负担。因为任何组织都需要组织费用。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利于村民团结。现在村里有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套人马，已经把一些村搞得是支书一派、主任一派，上台干部一派，下台干部一派，再搞个农协，不知道会把村里搞成什么样子。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在我看来，不仅不能再搞什么农协，而且支部、村委能够交叉任职的就尽量交叉任职，支书、主任能够一肩挑的就尽量一肩挑，这不仅会减少行政机构运转费用，而且很有利于村民之间的团结。三农问题很复杂，指望再搞个什么组织就能把问题解决，只是异想天开。
四、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不适当延长的必然结果，根据辩证法，缓解的办法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相对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我建议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用国家之手将资源向三农倾斜；相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我建议加强村民之间的联合和合作。联合又可分为政治上联合和经济上联合，政治上联合，如上所说，就是用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是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经济上联合，就是下面要说的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将全体村民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哪个村能做到这一点，哪个村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可惜的是，现在许多村还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大家都执行了，就是连开会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我们着力要抓的。因此，我建议各级组织尤其是直接面对三农的县乡两级组织，要下大力气抓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说来，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如下意义。
一是发展合作经济能办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事，能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产的产品，不只是为了自吃自用，而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这就产生了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的衔接问题。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跳”，决定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现实情况是，我国农产品总体上呈生产过剩趋势，不仅卖粮难，连瓜果、蔬菜、水产品等也越来越卖难了。主要原因是，都是乡里乡亲的，环境条件基本一样，种养都差不多，看到啥能赚钱，就赶紧跟上去，遂造成过剩。卖的时候只得互相杀价，你低我更低，结果，要么赔老本卖出去，要么就烂掉、死掉，农民是血本无归。就是农产品涨价，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资本积累少等原因，受益的也常是中间商，而不是农民。造成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单家独户，缺少与市场抗衡的力量。产品卖不掉，农民本来可以通过跑市场，找信息扩大产品销量；也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还可以通过储藏保鲜以及深加工等拉长产业链条。然而这些都需要钱，需要较多的钱，是一家一户很难办到的，就是能办到，办起来也常常是不划算。现实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广大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农民相互杀价，而且能办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事。这就是合作经济的独有作用，也是合作经济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因。
二是发展合作经济，有利于提高小农经济规模，实现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行生产责任制地块零散，不仅不利于管理，而且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制约了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在有些地方农民就是有“调零为整”的想法和要求，但受土地延包合同30年不变所制约，作为土地发包方的村委会轻易不敢动地，很难满足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农民自己合地，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联合必定带动资金、技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联合，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成立合作社最明显的好处，第一是好贷款，第二是节省劳动力，第三是可以根据劳动力的各自优势进行适当分工，在外打工人员不再惦记家里的土地，可在外安心打工，第四是各个环节都省钱，粮食统一出售还可提高售价，第五是有利于规模化种植，有利于精耕细作。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农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阔领域实现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加快了农村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三是发展合作经济，有利于解决我国加入WTO后可能遇到的新问题。中国加入WTO，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可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如绿色壁垒问题，就是一个已经出现的，构成对农业和农民重大挑战的问题。现在大家基本公认，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过低，是农产品破解绿色壁垒道路上的一只致命的拦路虎，因为千家万户的小生产状态使得质量控制，标准的实施都无法彻底执行。从国内市场来说，由于毒韭菜、毒大蒜等在媒体上频频曝光，许多城里人不敢吃农民种的东西，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影响了农民收入。再如反倾销问题，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反倾销诉讼的实施，必须得占到国内同类产品总量的25%以上的生产者的支持，个体农民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去搞，国外都是通过专业化的农产品协会代表农户进行的，我国农民由于缺少自己的组织，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四是发展合作经济，有利于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三农问题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如果说农民增收困难，相对和绝对贫困化，是三农问题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干群关系紧张，缺乏互信，是三农问题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那么农民自卑、缺乏自信、精神空虚，就是三农问题在文化上的主要表现。董垒明认为，在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状况远非“贫困”二字所能概括，他认为用“困苦”二个字也许更贴切。就是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问题，还有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问题。在村里，常听到一些党员和群众埋怨乡村干部不给他们开会，这里除了有要求民主参与村务管理的愿望外，还体现了农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企盼。合作社坚持社员培训原则，社员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民主协商合作社的发展事宜，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还改变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合作社在农民自己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农民不仅享受到了成功带来的精神愉悦，还增强了自信心，克服了自卑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那些许愿让农民进城过城市生活的领导和学者，看到不断攀高的房价、物价和油价，我看连自己也未必有信心了。而让留在农村的农民愉快地生活，也许才是切实可行的路子。何慧丽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高兴地度过人生时间更有意义的生活了。
五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加强和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权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是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还是会削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合作经济的发展。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合作社的原则和理念与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很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比如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农民弱势群体，如何使他们摆脱弱势地位，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这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合作社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共同富裕、互相帮助的办社理念，很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比如说，合作社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与我党在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原则相一致，是实现农村民主的很好的训练课堂。再比如说，由于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于干群关系紧张，由于村社内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现在组织农民开会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何把党的政策迅速贯彻落实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成了一件很费神的事，村干部能开个组长会，能在广播上宣传宣传就是好的了，这极大的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如果每个村都能成立多个合作社，合作社坚持社员培训的原则，坚持开会，依靠合作社，也许就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