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8)
摘 要：文章认为现今的资源共享已怀有新的外延和内涵。而在实践和实现资源共享之前，我们不仅要深入地细致地理解利用与保藏(用与藏)，更加需要明确资源共享行为的准则。以什么样的
观念指引行为的方向，以什么样的形式为行动的基准，则是本文的新意所在。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知识经济；信息；观念；设计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21(2008)06—0148—02
一切知识和信息都是社会的产物，这样的观念引入至图书馆界，衍生出全球意义的资源共享。长期以来，资源共享己成为学者和建设者们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在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进程如火如荼之际，资源共享似乎已淡出热门研究的范围。甚至在当今数字化图书馆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从他们的数字图书馆的主要研究项目和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中，也并未找见资源共享的字样。当然在中国，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对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视而不见，但领导者和建设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于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实践。人们似乎也正躲在数字化的账篷中盘算着已有了多少座数字化的山头，有多少力量可以用于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有多少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来完成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工程。作为一种客观需要，资源共享却在图书馆事业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存在中散发着不可忽视的光辉，资源共享因为客观的社会需要，从来也将永远不会淡出图书馆事业的进程。而作为传统图书馆事业的由来已久的阵地，资源共享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需要，更是资源持有者之间、资源持有者和资源利用者之间的一种共同权益，存在着相互间的不可割离的依存关系，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后者：资源持有者和资源利用者的这种共生共长的关系。
知识、信息(数据或元素)的社会性，决定了他的客观性。作为一种资源，信息持有者有是个体的，共有的资源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则表明其明显含有强烈的主观性，个体的主观性自然地使个体必须主张自身利益。在高度网络化高度电子化的当今社会，我们不难从任意一个小行为中发现数字化对于现实生活具有多么重要性，数字图书馆的诞生理所当然。然而与此同时，数字化的统一性，又因此使得图书馆事业各个体的资源持有者对其所掌有的资源更加弥足珍贵。在经济社会和网络社会中，因为利益的缘故，使得人们甚至在现实中或者网络上迈出小小的一步也必须经过林林总总的利益或密码的关口。作为个体，图书馆事业的利益特征虽然因为它的公益性和社会福利性而被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利益性，只不过是其利益发生了转移，或者说存在与它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之中而已。即便如此淡化了客观上被利用与主观上利益性地寻求持有(保密、藏有)之间的冲突，利用与保藏(个体持有)事实上也一直是图书馆事业历史以来不易调和的矛盾。笔者所以引用保藏一词，乃因为保藏一词更加适合被数字化和密码化了的社会。保藏一词意指持有并加以密护和藏有。所以说密护，正因之利益(各种性质的)的缘故。由于涉及原始利益，利用与保藏比之于利用与收藏应当更能准确地描述图书馆事业进程中资源共享的深度和难度。
利用与保藏(传统意义上的用和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简单地指图书馆藏而不用或重持有而轻利用(使用)。在图书馆事业中其资源被利用是客观的，利用的客观性暗示着利用者的利益性目的。但是这种利用又是图书馆事业主动提供的，不过笔者认为，这种主动性就其自然性而言，它的利益并不是完全而是部分地体现在利用者的行为之中。图书馆事业所提供的利用性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它自身的价值。利用者所产生的利益部分地经过社会而循环回到图书馆事业自身时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它所提供的被利用行为的全部，图书馆事业在提供出利用之时，还保有部分自身的没有实现的利益。如此，笔者指出，就其自然性或者说天性或者客观性，原则上而言，图书馆事业的保藏特征是自在的，是观念上先存的，它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言的重藏轻用。如此，长久以来，它演变为思想性，习惯上的。
作为个体，图书馆事业持有资源是主体，对于利用者而它又是客体。集主客体于一身的图书馆事业，自身又包涵各种类型的个体，实践中无论是个体需要还是社会需要，各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传统上人们所熟知的资源提供和资源利用的行为。图书馆事业整体的需要(包括各个体自身的需要、个体之间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共同构成资源共享的全部内涵。
对资源共享和利用与保藏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加以对立。在概念上，二者是独立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在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进程中，已迈出了新一代的脚步。2000年6月12日宣告成立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不仅为科技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便捷的网络化的文献资源信息利用形式，而且在中国开拓了资源共享的新一种范本。然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数字化的时代并没有革新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共享的实质，但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一词或者其概念本身笔者有不同的理解。资源共享不仅仅是资源持有者之间的共享，它还包括利用者(社会)与资源持有者之间互动关系。当我们在利用者和持有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互动机制后，不仅意味着在资源持有者之间需要而且可以提高资源共享的成功率，也将会客观地描述整个图书馆事业的资源共享对社会的影响度。此外，人力资源的共享也应当可以是我们考虑的内容。理论的建设和研究以及实践经验的共享，不仅可以使理论系统化完整化，更可以为我们带来资源共享的更高效率。
但无论是在传统图书馆年代还是在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进程中，只有当我们在实践和实现资源共享时，才会遇到利用与保藏间的冲突对我们亮起的红灯。为此，笔者于此提出两个行为方式：这就是观念先行和以设计为宗旨的组织。二者的关系不是并列，是先后的。
1 观念先行
基于前文所述，无论是为了资源共享，或是为了消融利用与保藏之间的冲突，更是为了主观上在资源共享和利用与保藏之间架设一座通畅的桥梁，此前我们都必须确定一种而不是更多的行为观念用以指导并实践图书馆事业的资源共享，在此我们可以称其为信仰。
1.1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不论是传统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是否必须限制我们所选择的信仰以纯粹的利益为基准？此处的利益一词显然并不能笼统地或简单定义其为公众利益或个体利益。资源共享的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形态上应当是归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它是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如果将其与经济关系领域等同起来，将经济活动视为历史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准确划分图书馆事业的利益成分。由此而生的行为观念将必定导致不确定性，导致科学性的缺失；而且历史地看来，这种思路也是不为人们所愿意接受的。图书馆事业企业化(文化企业化)的前景也将可能是十分混乱的，它由此而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区分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可能为人们所赞同。
1.2 不可否认，我们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当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力量的巩固。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从经济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以此确立我们实现新时期资源共享的行为观念，是否意味着图书馆事业趋于职能化而非行为的个体？
笔者以为如此的两难选择中做出一个抉择以确立我们实践和实现资源共享的先行观念，显然不是个人的脑力和笔力所能达到的境界。谨在此抛砖引玉，或者作小声地鸣叫。
当然，这并不意味资源共享的脚步要停留以等待一种先行观念，或许我们可以而且人们也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究竟不是理论上、科学上我们所期望的。
2 设计
但是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当我们投身于资源共享的行为之中时，都可以走向以设计为主的组织。知识管理论者认为，以设计为主的组织的运作范式，是在行为中只规定任务对象而使用弱规章。它的最大益处在于可以使项目行为者加强投入与参与，最大限度地支持行为者的原创性和发明性。借鉴于西方公司如斯的成功运作，以设计为主的组织将行为确立为各个项目，各个点，按照项目进行组织从而加以实现。但重要的却在于，参照这种范式，走向以设计为主的组织意味着我们在资源的实践和进程中，不仅仅需要一种或多种科学的运作范式，更主要的是要求一种文化创新，一种图书馆人群的文化创新，在项目行为中实现并完成人的文化价值。这或将是我们乃至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3 共建共享：全社会全球性的资源共享
在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下，资源共享的建设和利用模式面临着新的变化。利用者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资源信息需求，资源信息的满足程度，资源信息的利用率，资源信息的保障率等，都为资源共享的建设模式和服务范式提出新的挑战。从我国在建的和在行的模式看来，存在多种多样因需而生的入口。管理体制、共享范围、资源持有者个体的规模、投资角色的身份、资源信息的学科属性、数据库类型等，都已成为资源共享的可行建设模式。但笔者以为，在一个地球的概念下，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在建设资源共享的模式时，应当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应当心存高远。
虽然传统图书馆事业中的资源共享与数字化图书馆事业中的资源共享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但不可漠视的是，无论是在资源共享的利用形式还是在服务模型上，无论是在技术构建还是在数据平台上，无论是在资源重构还是在数字鸿沟的大力影响上，等等，它们无疑都给数字化图书馆事业进程中的资源共享带来了更加细腻的困难，同时也提供了崭新的论题。虽已有多人加以详述，但很显然，资源共享，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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