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亚，农村社会不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农社会在逐渐消失。农村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源多样化，他们中很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短缺，以往经常是大量剩余，而现在却很难雇佣农业劳动者。农村职业多样化的原因，简单地说，是因为人们不能仅仅依靠农业收入生活。确实由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农业生产成本更加昂贵，同时生活成本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一致生活模式也变得越来越昂贵。农村改变的背景是全球化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它的强烈撞击正如全球进程中的中继点通过城市中心扩散到农村社会。一般而言，大城市周边的农村社会喜欢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一代，而偏僻边远地区有着就业机会少和年轻人口小这样严重问题。为了持续和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社会，就必须吸引年轻人，而且要使他们留下来。我们应该计划除了狭窄限定的乡村之外，在更宽广地区发展多样工业和多种组合的工作机会，作为生计和经济来源的农业会仅仅是这种多样性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多样化，农村社会，城市影响
导言
东亚农村社会在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农业部门在每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劳动力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并且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收入和工作机会流动到城市和工业地区，甚至国外。
在地方社区，大部分家庭已经从全职农业家庭转变为业余农业家庭，在家庭成员之中，通常青年人从事非农工作，中年人和老年人从事农业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使得整个家庭转变成一个业余的农户。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人们已经倾向于使他们的工作多样化，从同一农业生产到各种各样的非农工作。似乎业余农业家庭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他们是否种植自己的粮食，在这点上东北亚比东南亚更可持续。
在这种农业退却的后期，业余农业家庭消失，而非农业家庭不断增加，在大城市周围的郊区，这种趋势在更早以前就曾被发现，中间和成长一代很快把他们的职业从传统农业转向非农工作，并且几乎所有家庭都转变为非农家庭。
日本已经在农村社区里领先这一业余农业过程。青年人喜欢搬迁到城市或乘车往返（通勤），而剩下的中年和老年人口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此过程开始于196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前，韩国和台湾在1970——1980年间跟进这一几乎相同的过程。市场转轨的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经历了几乎一样的过程，然而，她们的模式由于进入城市通道和劳动力供给条件而各不相同。
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转变为现代的了，这主要依赖于年轻人在外挣的并寄回家的工资收入。这种跟随发达国家模式的“现代大众社会”生活方式遭到人民党和农业原教旨主义演说的批评，但我们必须承认乡民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观肯定的选择。麦克己早就提出：农民喜欢成为无产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无地，而是逐渐升起的对大众消费生活方式的期望。（McGee,1985）
这种农业衰退和生活方式变更趋势没有停止，即使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仅仅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年轻的工人失去了城市的工作，他们就回到家乡，一些学术机构和NGO团体建议这是一个反思农业重要性以及农村社区生活方式可持续性的很好机会，我们必须回到以前理想的农村生活的可持续方式作为替代选择。然而，随着经济危机复苏过程，青年人又逐渐回到城市，而且中年和老年人口重新返回到一些非正式、计日工资的工作中，为了获得必须的现金收入以保持新的生活方式。
这场巨变的背景是东亚农村范围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和农村经济从“农业第一经济”向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多样化的转变。
由于收入来源从过去部分地销售农产品向现在多样的商业和劳动力机会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已经商业化了，不可能回到以前可持续状态，传统的部分商品化农业模式不能保证现金收入的数量，所以很自然的，农民普遍在农村和城市寻找其他非农收入来源。
在农村生活的许多必须内容中，最值得注意的项目是家庭电动机器、汽车、摩托车和孩子的教育。一旦全部农村地区通了电，电视机和电冰箱之类电力设备就会非常普遍，甚至到普通村民家中。通往城市的道路方便同样扩大了摩托车和私人小汽车进入农村，对普通村民而言，前者比后者更易购买。义务教育到普通高级中学如今成为一个现代工厂和公司正式工人必不可少的资格，同时对于一个白领工作，至少必须从高级高等学校毕业，“教育、教育、教育”的狂热已经成为潮流，甚至在1980年代东南亚的遥远地区。
在东北亚，这种生活方式是每天的场景，现在，这也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逐渐流行起来，如果这里面存在不同，只是数量上，而不在质量上。对相同村庄的田野追踪调查，包括我们在泰国中部农村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农民们这种不可逆的现代生活方式潮流。东亚的许多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着粮食种植的田园风景，但农民生活的本质已完全改变。当我们谈论对东亚农村社会的计划和建议时，我们必须开始认识这种新的农民生活现实，就如他们愿意接受它一样。
接下来，我将集中研究农村社会的各方面变化。第一部分，我将检验在泰国田野调查的例子，作为考察整个东亚农村变化的导引；第二部分，我将考察时间因素，并展现当前劳动力短缺阶段的集中趋势；第三部分，我将检验从城市中心到地方末梢的地理分布影响和变化，我将表明在活跃经济和社会上，问题在边远地区而不是郊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表现；第四部分试图在时间和地理条件基础上考虑政策和农村变迁运动的现实，并将提出：人民党关于社区自治和农业可持续的分析在他们客观和主观理解上都没有说服力。
一个泰国农村的例子
我调查了一个典型的迅速从以前农业社区转变为如今工人社区的例子，这个小哈姆雷特K村子，是泰国那空拍侬府一个普通村庄，离曼谷60公里远，当1972年我第一次访问这个只有50多户的小哈姆雷特K村庄时，她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从国道到哈姆雷特的支路刚刚起用，但普通村民每天到城市去仍然很难，因为这条路没有用混凝土铺成并且无公共汽车服务，大部分村民仍然从事农业，他们开始从单一粮食种植向郊区多种作物种植模式转变，通过主要作物与水果、蔬菜等副作物联合，显然，当年的粮食价格很低。
当我1980年访问这个村子时，他们已经放弃了多种作物种植的郊区模式，但一些人回到了以往单一粮食种植模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早晨在公共汽车站的场景，那里有一大群通勤工人等待着公交车前往附近的工业区，同时一些临时工等待着从周围甘蔗地来的汽车接送。这表明了在这以往农业村庄中非农工作的增加，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八年之后做一项跟踪调查的原因。
在1972年到1980年间，整个村庄的户数中，农业户数量降低了一点，但比例增加了，从44户中的20户（45.5%）到37户中的18户（48.6%）。专门从事农业的数量从9户（20.5%）下降到6户（16.2%），业余农业户从8户（20.0%）稍微增加到9户（24.3%）。由于工人家庭的出现，农民从1972年111人中的44人（37.6%）下降为1980年128人中的24人（18.8%），而业余农民比率仍然很低，但从9人（8.1%）增加到13人（10.2%），整个脱离农业的工人从36人（32.4%）增加到59人（46.1%）。在家庭层面，许多成员是既做农活又从事非农工作的业余农业模式，一些家庭在家庭成员之中可按做农活和非农工作区分，中年人和老年人以日为单位被雇佣到附近做各种各样工作，然而青年人开始挣工资，并在曼谷做手工艺品。
在1996年（1972年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几乎所有村民把他们的工作转为非农类型，只有47户中的6户（12.8%）仍保持农业生产，总的农业工人数量降到125人中的8人（6.4%）。另一方面，整个非农工人从125人增加到82人（65.6%），大部分青年人每天通勤或者每周到工厂和附近及曼谷工业区其他有工资单位上班。大部分中年人和老年人呆在家里，并且常常参与自我管理模式的非正式部门，他们的收入与临时的农民工没多大差别。
在W•L镇另一个大哈姆雷特L村几乎跟随着同样的过程，不过比哈姆雷特K晚了10年，因为这里的公路修建得晚，并且是1984年开通的。
在哈姆雷特L村里，职业农户从1980年120户中的26户（21.7%）转变为1996年188户中的31户（16.5%），业余农户数量上增加了，但比率下降，从1980年的37户（30.8%）到1996年的52户（27.7%），并且非农户从1980年的57户（47.5%）增加到1996年的105户（55.9%）。
表1显示了家庭成员个人职业的变化。正式部门工人，包括：白领、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从1980年总人口396人中的68人（17.2%）增加到1996年总人口508人中的123人（24.2%），如果我们把技工、家务工作者、司机、建筑临时工、个体户算作正式部门工人，则他们从1980年67人（16.9%）增加到1996年248人（48.8%）。相反，农民数量从270人（58.6%）下降为118人（23.2%），整个农民工，包括雇佣工人，从232人（68.3%）下降为147人（29.0%），这样哈姆雷特L在过去16年里从一个农业村剧烈地转变为通勤工人和正式工人的村庄，1996年保留的农民仅占29%。
确实我们可以称泰国中部W•L镇这两个哈姆雷特村庄是特殊例子，他们位于曼谷附近，只有60千米远，并且如今已被纳入曼谷城市化范围，然而，就以下更宽广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例子根本不特殊，反而对整个东亚农村来说是相当典型的一般趋势，只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与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相关程度不同而已。
在全球工业化时代，农村转变的决定影响大多来自外部国家和地区的中心城市，并且通过这个中心，农村社会被紧紧结合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全球网络中。它不是被农业和社区内部动力因素引起，这些思想就是所谓可持续农业和社区自治。
过去和现在：劳动力短缺的趋势
从历史角度，人口密度或入口——土地比率常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更高的人口密度就表明家庭农业更高的农副产品生产率，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率两者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例如，高人口密度（意味着劳动力更集中）就会有更高土地生产率，并且这种从以前大量消耗和用尽模式向现代劳动力与资本集中模式转变的现象已经在农业发展中被观察到。
回顾过去，东北亚一般经历高人口密度和构成高生产率的小农家庭模式比东南亚更早，这种农业部门高产出和剩余水平在日本学术界被看作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中国，小农家庭模式开始于16世纪，而朝鲜和日本在17世纪，小农高生产率的出现伴随着人口增长。
然而在东南亚，情形有所不同。首先，农民真正形成于19世纪晚期殖民时代；其次，东南亚历来是“小人口世界”，除了红河三角洲和爪哇岛之外，而且它近代在殖民时期才变为多人口地区。根据C.格尔兹研究，在爪哇岛上，即使已经达到高人口密度，土地生产率仍没有变化，反而经过内卷化过程，这与日本及其他国家进化过程根本不同。
这就不能简单地想过去高人口与高农业生产率间的相关关系，但人口密度对农业生产率可能有一些重要影响，至少东北亚过去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农业由于两大重要时机而有所发展，第一主要是东北亚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第二主要是东南亚1970——1980年代的“绿色革命”。在东北亚土地改革中，土地所有从地主转移到农民手中，每个农民都欢喜于相对合理和平等的土地所有，由于他们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而不须再向地主交租，就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以提高生产率。在东北亚1950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没有发展，而且大量人口还在农村，这就使得农产品和技术劳动力集约。这样土地改革成为东亚工业化早期和城市化前期在农村社会大量劳动力下追求农业发展的起点，那时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差别不象今天这么大。
绿色革命是东南亚1970——1980年间农业发展的第二波。各种各样的高产作物被引进来提高生产率，特别是稻谷，它们伴随着现代农业系统，包括现代投入如化肥、农药和机器；基础设施如灌溉渠道和道路；以及政策支持如市场、信用和种子传播。政府在这个系统的供给和支持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当1970年代，绿色革命被引进东南亚时，工业化仍然在初始阶段，并且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工业的拉力并不强。那时城市正规部门限制就业的脆弱拉力和农业部门过度人口的巨大推力导致首都和大城市里贫民窟和非正规部门的形成。
这种过度城市化现象常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写照，农村仍有大量人口和劳动力，并且这么多劳动力能在绿色革命中被农业部门充分使用，这表明亚洲农业发展中资本与劳动力集约的联合。
在工业化前期和早期阶段，农业经济学家能够在大量农业人口基础上构思农业发展模式，1960——1970年代，典型的分析如T Schultz and J Mellor，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小农能使农业现代化并通过提升家庭农业效率和生产率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不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找到出路，这种“农业第一方法”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低层次工业化与城市化中还有可能，这种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和人口压力的理论基础在东南亚绿色革命期间仍然有效，它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仍然存在。
在绿色革命时期，我们观察东北亚与东南亚小农在质与量程度上的区别。首先，土地改革主要成功地表现在东北亚，第二，绿色革命发生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但在东南亚成就和影响更惊人。然而，当我们进入当今全球化时代，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小农的本质差异逐渐消失，并且东南亚也在面临“农民终结的时代”。40年间，整个东亚明显进入了人口爆炸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阶段，东南亚跟随着同样的过程，只不过晚一点。
显然，这是在各国中心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青年人和中年人从农村地区外流和搬迁到城市，特别是在完全工业化和城市中心地区，大部分农民已经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业余农民和非农工人。日本经历这一过程是在1960年代高速工业化时期，在东北亚的韩国和台湾在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经历了同样过程，东南亚在1980——1990年代很晚地进入这一农业下降和业余农业阶段，不过步伐更快，而且业余农业的持续性比东亚的例子更短。
例如，在泰国东北部偏僻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短缺很容易观察到，而且只有老年人在照管农业。在泰国，稻种已经从移栽变为播撒，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节约劳动力，传统的自由换工习俗恢复了，因为很难在时间短又受限制的收获季节找到季节工或临时工。
农业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绿色革命时期，许多国家的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在相对劳动力剩余的爪哇，学者们提到绿色革命对无地阶级的影响，他们争论是否创造或剥夺了无地阶级工作机会。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只有在劳动力充沛的条件下。
1980年代后东亚进入“后绿色革命”时代。首先，种粮户数量下降，这些保留下来的家庭引进了现代技术。第二，大部分农民放弃了传统粮食种植，并且在一边务农一边工作，在其他部门的拉力下，农业劳动力变得稀少，节省劳力的机器、工具等现代农业技术被推广，从耕地的拖拉机到收获的收割机，这些现代粮食种植技术使传统劳动力密集模式向现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农村经济中开始产生各种各样工业和职位，农村工业的角色开始在学术圈内被探讨。
土地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东南亚的可耕地比东北亚更容易、更快出售，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土地流转中缺乏严格的规范，另一缘故可能是过去大量土地资源，使得作为家庭财产保留土地价值很低，城郊和农村主要道路边的土地很容易卖掉，特别是在1997年危机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即使在危机过后繁荣结束，一块大面积的土地被分成许多部分，仍遭抛荒，大部分土地返回到一个世纪前未发展时代的荒野状态下。
总之，东亚农村从过去劳动力充裕阶段变为如今劳动力短缺阶段是由于全球化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大吸引力作用。农村劳动力外出并集中在城市中心，仍留在农村的农民数量不断下降，这每天都在东亚农村社会发生。根据这一形势，我们必须想想它的未来，从最大可能农业完全商业化到纯粹可持续性农业，而真正情况可能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
全球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乡村改变的类型
在东南亚，农业转变和衰退的背景是1980年代晚期全球化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东北亚经历这一过程是从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早期，但她的全球化经验在范围和程度上比东南亚现在面临的更适中，两者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有本质不同。
发生在东南亚大城市周围的“超大城市化”现象就能说明，在超大城市地区，能够观察到内城行政和服务部门与外围工业、居住地区间劳动力地理分化。以往城市被限制在纯粹内城中，她的外围仍然是田园式的农地，然而现在，内城和外部农村地区相互交换，并且两者之间形成“城郊结合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看上去要重构，那时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减弱，然在近来经济复苏过程中，相互之间联系和交换又加紧了，一般而言，农村社会已经逐渐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心城市结合而不能分离。
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确实不同，这是由于历史上各地的领导者，以及人口密度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并且各国现代工业发展异彩纷呈。
过去，如果当地领导者从一个中心城市到更大范围严格控制，使之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城市——农村关系可能会紧密，然而，如果一些领导者喜欢呆在农村，首都中央权力相对分散，这样它们会很松散，前者如日本江户时代，后者如朝鲜李朝。殖民地时期政治紧密程度也会影响它们现在的关系。
传统的脱离农业职务，如棉花工业，会产生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因为人口过度地区的工人不能完全被农业部门吸纳，而且需要发展棉花工业产品，这样能消除城市与农村间的分隔，在长时期，现代东北亚国内有机工业与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可持续结合。
在东北亚，一些内生工业得到发展并且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期条件，而与此相比，东南亚1960年代工业化早期阶段，普遍开始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外生工业。这种工业与传统农村农业有本质不同，并且相互之间没有紧密关系，前者摧毁后者很容易，而且使后者很难成长为现代产业的支柱。
然而，最近普遍趋势是这两个亚洲地区的差异变得模糊，同时，在全球工业化下他们中的城市与农村地理分隔日益模糊。在东南亚，以前现代城市工业的“飞地”状况逐渐消失，而且农村地区发展起来了。开始是中心城镇周围，后来到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工业的范围、功能日益紧密，乡村已经脱离了城市结合的趋势，他们“现代大众消费”模式就是这种相互联系的产品。
所以，东亚农村普遍类型会因社会经济和同城市中心的联系而不同，最大可能性有两种：一边是大城市（包括首都）周围地区，另一边是边远的人口减少的山区。这两者之中，只是数量上的不同类型。
基于这点，在大城市附近，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是前者的最好例子，它为每天通勤或周末回来的农村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这样的城市化具有上面提到的“超大城市化”形象。当地中心城镇和周围地带可能是就业的第二选择。与此相反，在偏僻边远农村社会，总人口下降，并将只留下老年人口，当老年人去世之后，她就会消亡，在这里，问题是如何保持社区自身。
在日本，乡村人口稀少问题从1960年代中期被讨论，并且为这些人口稀少地区制定的法律宣布这算作老龄社会问题。问题不再是农业生产问题，而是老年人的保障问题。这样，东北亚许多农村社区现在正从农业社会向老年保障社会转变，东亚接下来可能所有偏僻边远地区都成为老年社会，并且农业政策被认为要建立在每个地区这些社会特征方面上，特别是家庭结构。
怎样持续农村社会
在这种非农业过程中我们怎样持续农村社会？简单地说，当地能够在青年人参与下进行代际间的再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城市的郊区和周围地区没有多少问题，大部分青年人通勤到工业和服务部门，他们居住在父母家里或附近，能够保持扩展家庭基本完整，少数人留在父母家中或周围，从事郊区农业商业化模式，如饲养动物、种植蔬菜和水果。
在城乡互动不断增加情况下，非农就业扩展到更广地区。农村的非农工作，过去常常被限制在临时工，现在变化为更多的自我管理类型，特别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包括经常参加这些非农工作的家庭妇女。这样劳动力密集型的现代工业过去常常集中在城市里，而现在逐渐扩展到农村地区，并且一些外包的乡村工业模式开始发展起来。传统农村工业模式要发展，就必须与农村普通消费者和城市中产阶级保持市场联接。
在外围边远地区，青年人生活与工作在很远的城市，几季或整年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回家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如果青年人继续这样在城市生活，这些社区就不能够再生产，现在只能依靠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和农村的农业资源状况。
工业化早期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年轻一代成功就业，在这一体系下，青年人成长为中年人，就会面临是留还是离开城市的选择？边远地区的人们更难在中年时候找到工作，因为正式部门和建筑业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回到农业部门。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模式已经根本转到依赖现金收入上，而传统农业收入不能供给。对于经历过比又脏又累的农活更舒适工作条件的返乡中老年人来说，农业自身不具有吸引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能继承父母的土地，一些将留在城市寻找工作，其他一些返回家乡的会在当地水平上寻找任何现金收入的机会。
所以，在短期中，必须为返乡中年农民工保留农业和非农业工作机会，农村工业部门，包括自我管理的农村工业类型将吸纳大部分返乡中年人。在长期中，如果正式部门会在他们中年时继续雇佣，年轻人将迁出家乡，并且再也不会回来，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阻止他们外流城市和保持农村社区代际传递，在当地水平上为这些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很重要，把他们锁在农村和强迫他们继续做农活根本不现实。
由于范围的限制，社会文化方面还没有讨论，但社会文化资源和家庭结构对当地社会的延续很重要。许多事例表明，扩大家庭的文化相对有忍耐性，并且它不会轻易被核心家庭改变。一般而言，仿佛在经济转变和传统家庭体系遗产中有一种“文化防护套”，我们期望乡民们能够在中短期里利用这个保护套延续乡村社会。
然而，在长期里，正如许多东北亚国家所面临的，农村社会会转变为老龄社会。这些地区的重要任务仍然是保持传统家庭体系，来阻止成为老年保障问题的趋势。地方发展政策应因地制宜，一些老套的思想和计划需要认真反思，如社区可持续，贫困救助和环境保护，它们常常反映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希望，当我们谈论农村社区任何客观变动和主观理想时，必须考虑下面两点。
第一，农村社区已经全球化里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变动紧密交织，这些条件下需要以它们的特征来考虑可持续，如果我们没能理解这一客观结构，就不能作计划。第二，这些可持续农业、社区自治等替代方案应该为当地人们自己和相关团体的意识、感情所信服，任何理想有它自身的目的，但除非当地人和社区成员同意和支持外，不能正常运行。
结语
东亚农村已经从以前农业社会剧烈转变到如今工业、劳动力和收入经济多样性的社会。东北亚农村社会由于对年轻一代缺乏吸引资源而逐渐变为老年社会，特别在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至少在中短期，我们期望在年轻一代基础上几代共存，然而，边远地区由于年轻一代减少而经历严重社会再生产问题。
为了躲避发达东北亚国家正面临的老年社会快速进程，她们需要在更宽广地区发展和保持经济多样性。在家庭微观层面，政策和运作团体必须在广阔地区发展多样工业，这里市场可能不会关闭内生关系，但会扩大到外国资本和核心大城市的外生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全球化时代外国资本和技术相联系。现在的情形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相对于东北亚内生例子更适合这种外生模式，并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与全球化中核心城市的影响直接联系。
这些社区自治，可持续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可能很有价值，但政策和改革的方向应该建立在客观现实和主观愿意的基础上，以理解农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