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根据1997～2004年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变化数据，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揭示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差异和相对变化率的区域差异，阐述了引起这一变化的驱动力因子，主要包括城市化、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和政策驱动。
关键字：市 土地利用 驱动力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分析中应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土地利用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年鉴社出版的《年鉴》、《房地产年鉴》、《市规划国土年鉴》等。
1.2 研究方法。本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土地利用区域差异，引入变化区域差异模型，分析土地利用的相对变化率。在研究土地利用差异的驱动因子中运用经济区位熵模型、多元数理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一元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2 研究区概况
市位于东**，北纬**，位于中国**，现**个城区，全市土地总面积**，总水域面积达**。
3 土地利用差异分析
3.1 土地利用总量变化。根据1997年～2004年市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从耕地变化趋势上看，耕地由1997年的401832.14hm2逐年递减到2004年的373569.07hm2，8年中减少7.03%。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在研究时间段中分别减少0.26%、9.92%。而园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都相应增加，居民及工矿用地增加了12891.26hm2；园地增加28.45%，其中交通用地增幅最大为33.33%。
3.2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是一个动态概念，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是研究区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1）
式中：K是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Ua和Ub分别是研究期初和期末某一土地类型的数量；T是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为年时，K的值就成为该研究地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根据（1）式计算市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指数，结果表明，市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的是交通用地，其次次是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林地。牧草地和水域变化率最小。
3.3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区域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可表示为： （2）
Ka、Kb分别代表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末期的面积；Ca 、Cb分别代表全研究区某一特定土地类型研究期初、末的面积。根据（2）式，计算市各分区土地利用的相对变化率R。
结果表明市土地数量变化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交通用地的变化江岸区最大，新洲区最小；水利用地的变化汉阳区变化最大，东西湖区变化小；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变化，蔡甸区变化最大，硚口、青山、黄陂区变化较小；耕地的变化，蔡甸区和新洲区变化小于市耕地变化率。
4 市土地利用差异驱动因素分析
4.1 城市化速度加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加，1997年～2004年市新增建设用地呈平稳增长态势。2004年建设用地净增加4195.8hm2，比2001年净增1885.2hm2，其中江夏区、蔡甸区、洪山区、东西湖区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快。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耕地相应呈递减趋势，1997年到2004年市耕地减少了7.03%。
4.2 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土地利用差异最大的驱动力，产业结构的不同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用途。
经济区位熵是反映区域相对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异的指标，又称专门化率。区位熵是由经济学家马蒂拉和汤普森首先提出的。计算公式：Q=S/P，式中，Q为区域的经济区位熵，Q大于1，说明区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发达，反之欠发达；Q越大，说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否则发展水平越低。。S和P分别为该区域GDP和人口数占全国的比重。根据公式计算出1997~2004年市经济区位熵是大于1且逐年增加的，说明市是经济较发达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土地利用差异因素驱动中成为重要的因素。
表中各指表为：A-耕地、B-园地、C-林地、D-牧草地、E-居民及工矿用地、F-交通用地、G-水域、H-未利用土地、I-GDP增加值、J-年末人口数、K-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L-I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M-I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N-I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O-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P-林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Q-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R-渔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值小于等于0.01；*：统计检验的相伴概率值小于等于0.05）
市GDP8年间呈逐年增长态势，从1997年的912.33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956.00亿元，8年间平均增长率11.5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年增长率10.45%，近两年增长较快，2004年比2003年增长27.46%。从分析结果（表1）看各土地利用类型与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末总人口有很好的相关性（水域除外）。
选择市1997~2004年间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的交通用地作为因变量（Y），选择GDP（X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年末总人口（X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X4、X5、X6）、城市化率（X7）为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表2）。
结果表明，GDP的贡献率为74.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贡献率是24.4%。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由于其余5项指标贡献率相对较小将其剔除，选择GDP（X1）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两个主成分因素。
选择GDP（X1）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2）、交通用地（Y）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lnY=0.32563lnX1+0.09634lnX2+6.75112，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4.3 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利益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异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从表1分析结果可知，耕地与其他指标有较好的相关性，与园地、林地、居民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呈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各用地类型之间也有很好的相关性，说明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种植业和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有较好的相关性，与牧业和渔业产值比重相关性较差。2004年市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鲜嫩农产品，油菜、棉花、食用菌种植规模都有明显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种植业，种植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38.7%。林业总产值在8年间呈递增趋势。在农业外部，单位土地经济利益远远大于农业，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2004年林业总产值增长了99.16%；渔业增长了63.14%。水产品养殖面积从1998年的9.97万hm2增加到2004年的10.52万hm2。这种外部经济利益的驱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4.4 政策驱动。土地政策是土地结构利用和数量变化的晴雨表，虽然土地利用差异和结构数量变化是经济社会长期沉淀的结果，但是政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可以加剧或减缓这个过程。从1997～2004年市在土地管理政策方面，继续实行保护耕地、严控新增建设用地的宏观政策，加大土地执法力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督察制度；建立耕地保护责任考核体系、落实土地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1997～2004年耕地减少缓慢，市实施耕地严格审批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工作方案》，重视耕地占补平衡工作。2002年市全面启动“绿色”行动计划的第一年，以多植树，植大苗为主，全市建设完成绿地总面积243.8hm2，实施了汉口江滩，龟山，蛇山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市区园林绿地从1997年的5270hm2增加到20004年的6775.9hm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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