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问题的科学解答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一个被我国学术界、理论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的挑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体系和思想方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且更突出地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经济成分、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的日益多元、多样和多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相应地出现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状况，出现种种文化矛盾。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科学解答这一文化矛盾，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积极应对和科学解答这一文化矛盾、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之一。
从这一角度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的提出正是科学解答这一文化矛盾的需要。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应当正确地把握下列矛盾关系：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元、多样文化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矛盾。我们既要坚决反对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又要积极探寻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的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领域中的实现机制，以先进文化积极引领社会文化思潮。其二，“一元”与“多样”、“差异与共识”的矛盾。差异化、多元化的价值观充满活力，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创新与繁荣。但是，差异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又必然消耗共识资源，使社会隔膜、疏远甚至离散。因此需要加以积极引导以促进共识。而核心价值则是达成共识、凝聚民心、促进和谐的思想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多样文化空间上找到自己的当代出场路径，在多元对话中引思想前行。在多元差异的文化中，通过多元主体的精神交往、协商和话语实践，我们应当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全民族的时代共识，努力扩大共识资源。其三，最高价值与多层次价值的矛盾。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境界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高价值。但是社会价值观分布是多层次的。因此，先进文化要着力掌握“中间公众”，必须要有一整套自己的核心价值。最高理想和世界观必须要通过多层次的、扩展的价值观构成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这一时代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公众的价值观。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的新解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问题的新分析，对解决文化矛盾问题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概括与新发展。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建设、改革和发展各个时期针对当时的情况都提出过若干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总体战略：从“双百”方针到“四个坚持”，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四有”新人，都表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理论，既是对以往理论的继承，更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历史的经验是：我们不能脱离实际阶段而通过“文革”那样的方式企图消灭这一文化矛盾；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消解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领域中坚持和建设作为引领的、适应多层次、多样化、多变化和扩展性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尊重差异、包容多元，以和谐文化推进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在这当中，思想基础和引领力量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是有层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从最高价值和内在核心向各个层次价值拓展和推进的逻辑关系。我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其一，最核心的环节是牢固确立作为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其他层次的价值，都是这一最高价值在各个层次的实现机制和出场形态。其二，应当进一步深化研究各个层次价值观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比如，如何用准确地、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如何突出其时代性、创新性的中国特色？再比如，如何辩证地理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进一步拓展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体系建设范围？等等。这都需要在理论上花大力气研究、在实践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其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长期任务,但是其建设内容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它都表现为“相对中的绝对”，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