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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经验(包晓斌)

时间:2022-02-20 15:15:38 浏览量:
 

目前,我国人为导致的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对生态环境造成持续压力。尽管生态退化趋势已在局部地区得到遏制,但在一些重点生态退化省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仍在加速扩展,生态恢复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为化解我国生态恢复中出现的主要问题,需要对区域生态退化综合防治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以探求生态退化综合防治的主要途径。

 

一、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国内经验

 

1. 预防生态系统退化,依法进行生态恢复

 

中国政府通过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荒漠化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生态恢复的配套制度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强化执法监督,禁止陡坡开荒,加强对开发建设项目的资源管理,严格控制人为的生态退化。

 

2. 突出以天然植被封育和人工植被营造为主的生物措施

 

在光热、水土、海拔、坡向等立地条件适宜的地方,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封育保护、禁伐、禁猎、禁牧、禁樵采,使天然植被完成自我更新演替,逐步建立稳定的生态群落。封山育林包括无林地和疏林地封育、有林地封育、灌林地封育等。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的或高寒、干旱或土壤瘠薄的地方不能恢复森林,或原本就没有林木生长,那么封育工作应立足于育灌育草。同时,应适当兼顾人工植被营造的措施,以加速生境的恢复。

 

3. 以小流域为单元,科学规划,综合治理

 

制定科学的生态恢复规划,以小流域为单元,根据生态退化规律和当地实际情况,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对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进行优化配置。在加强人工治理的同时,进行生态恢复。实施禁牧舍饲、围栏轮牧等措施,突出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培育。因害设防,形成生态退化恢复措施体系。

 

4. 防治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实现生态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把生态退化防治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紧密结合起来,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经济效益,兼顾社会效益,实现三大效益的统一。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租赁、承包、股份合作、拍卖“四荒”使用权等多种形式,激发各防治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在防治生态系统退化、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5. 优化农林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结构

 

政府部门通过改善资源利用条件,资源优化配置,缓解人与自然资源紧张的矛盾。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退耕还林还草、种植业和林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等。开展农作物之间的立体种植,实行间、套、复种。优化林种和树种结构,增加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比例,积极发展经济林和薪炭林。推行针阔叶树种混交、乔灌草相结合的造林模式。

 

6.实行分区治理,分类指导

 

根据各区域的特征,采取不同的生态恢复措施。西北黄土高原区以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为突破口,突出沟道治理,实行退耕还林还草;东北黑土区推行保土耕作,保护和恢复植被;南方红壤丘陵区采取封禁治理,提高植被覆盖度,通过以电代柴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北方土石山区改造坡耕地,重点发展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西南石灰岩地区实行陡坡退耕,大力改造坡耕地,蓄水保土,控制石漠化;西部风沙区营造防风固沙林带,实施封育保护,防止沙漠扩展;草原区实行围栏、封育、轮牧、休牧,建设人工草场等。

 

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国际经验

 

国外在生态恢复的理论与技术方面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美国3 0年代成功恢复了一片温带草原。60-70年代开展了北方阔叶林、混交林等生态系统得恢复试验研究,探讨采伐破坏及干扰后系统生态学过程的动态变化及其机制研究。90年代开始佛罗里达大沼泽的生态恢复研究。英国进行对大面积采矿地以及灌丛地的生态恢复研究。北欧国家侧重于寒温带针叶林采伐迹地植被恢复的试验研究。澳大利亚的研究重点是干旱土地退化及其人工重建、外来物种对退化生态系统的适应对策等。

 

国外比较成功的生态恢复内容及实例包括:热带地区的土地退化的恢复、退化石灰岩矿地的造林、湿热带的天然林恢复、毁林地恢复、干旱和半干旱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等这些生态恢复对象涉及到森林、农田草原、河流、湖泊、废弃矿地等,主要研究内容侧重于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等。

 

许多发达国家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有关法律法规比较完备,加上经济政策驱动和技术服务保证,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恢复效果。这些国际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生态恢复的地位

 

许多国家均制定了生态恢复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开展了生态恢复的法治建设。1935年美国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对土地开垦、耕作、工矿建设等水土流失防治做了相应规定,此后又作了多次修改。除《水土保持法》外,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对生态退化问题也有补充性的规定。各州、县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对联邦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政府机构和公民对生态退化防治的权力、义务和职责,促进了生态退化防治工作的开展。奥地利于1884年制定了《荒溪治理法》,开展了以恢复森林为中心的山区流域管理。法律中规定政府为流域治理提供资金,并在全国各州设立荒溪治理工作站,主管山洪及泥石流的防治工作。之后,又相继实施《减轻自然灾害管理法》、《土壤改良法》、《水权法》和《森林法》等,对山区流域治理的机构、职能、措施和经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山区流域管理和自然灾害防治的法规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澳大利亚各州在40年代相继实施《水土保持法》,全国开展土地保育运动,有效地推动了生态退化防治的监督执法,对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

 

日本1897年颁布《防砂法》,以后相继制定《滑坡防治法》、《陡坡地崩塌防治法》、《治山治水紧急处置法》、《土地改良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作为水土保持生态退化防治工作的指导准则,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力是对生态退化施加管制措施;防止任何损害生态环境及造成退化的活动;确定发生生态退化地区的治理方案并报审预算及下达经费;对进行治理的土地所有者给予经济上不同形式的支持;对利用土地不当造成生态退化的土地所有者,有权改变其利用方式。

 

2.采取完善的政策组合,推进生态恢复的产业化

 

许多国家政府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中注重从强制性制度管理向诱致性制度管理转变,从财政、金融、信贷、税收、投入各个方面给予扶持。美国在生态退化防治的补偿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由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整治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

 

澳大利亚悉尼水务公司除供应城市用水外,还直接管理供水的三个小流域。公司在流域的上游采取封山育林、疏林补植、筑坎等措施涵蓄水源,防止土壤侵蚀;在农(牧)业生产区控制使用化肥,改良土壤,改革耕作方法,防止泥沙下泄进入坎区;在取水枢纽两岸3公里范围内禁止人畜进入,保护生态环境。该公司拥有固定资产120亿澳元,年营业额14亿澳元,每年向政府上缴利润1.4亿澳元,税金1亿澳元,已成为一个生态产业实体。

 

3.以稳定的政府投入,确保生态恢复的进程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生态恢复投入水平较高且稳定。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投入生态退化防治的经费达3亿美元。德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共投入约6亿欧元,治理了700多条小流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治理经费达到76万欧元。

 

日本将生态退化防治作为增强农业发展的主要基础设施,被列为公共事业,其投资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町村和农户投资四个方面。中央生态退化防治投资列入中央政府年度预算,地方投资由地方政府预算支出。农民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支付工程投资;一种是个人向政府贷款,并作为债务由个人经营偿还。投资方式上也不一致,对公共事业设施工程建设等非生产性措施,如沟道防护工程的拦沙坝、谷坊和灌排设施、重点保护区围栏等,政府实行无偿补助。对于治理中生产性措施,如果园开发、种植牧草等,国家和地方投资80%,其余20%由受益农户自筹资金或长期贷款开发治理。

 

4.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建立责权明确的管理体制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均在中央和各州区设有专门的生态退化防治管理机构,并在各地设立派出机构。如美国直属联邦的水土保持人员达14000多人,其水土保持局已成立60多年。美国水土保持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部门按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承担职责,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负责非联邦土地的生态退化防治管理,林业局负责联邦土地的生态退化防治管理,而有关科学研究工作则由农业研究局负责管理,这些部门之间协作较好。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土地保育委员会是高层次的协调机构,负责全国土地保育和水土保持协调工作。联邦政府将水土保持归属于生态、水、土资源保护的范畴,作为流域环境保护、水利、林业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水土保持的权力机构是各州、区土地保育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项目选定审批、资金安排、监督执法等。具体工作由各流域管理委员会和以农牧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开展。联邦政府在各州、区科技组织下属的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研究部门遍布全国,负责研究、指导流域管理委员会及民间组织的生态退化防治工作。

 

日本生态退化防治工作分别由农林水产省和建设省主管,两个部门都围绕保护土地这一目标,从根治生态退化成因入手,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和减缓生态退化,提高土地利用的合理性和土地生产力。农林水产省负责土地改良法、森林保护等有关工作。建设省负责砂防、陡坡地崩塌防治等。两个部门共同负责滑坡防治和治山治水紧急处置。

 

5.注重基础性研究,提高生态恢复动态监测水平

 

许多国家重视生态退化的监测、新技术研究和推广等基础性工作,从而为生态恢复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美国多年来持续开展生态退化防治的科研、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教育等工作,并制订一套生态退化的测定和计算模型,定期监测生态退化情况。

 

澳大利亚重视提高生态退化监测的科技水平,每年在生态退化监测方面投入资金达到3亿澳元,减免了数倍于该项资金的治理费,有效保障了生态环境建设。对于主要生态退化区,不仅采用雷达遥感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的技术设备检测分析土壤侵蚀程度、范围、形态、发展趋势,并及时通报,采取预防措施。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从州、区,直至流域管理机构和各农(牧)场的实际观测信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各地区的土壤侵蚀情况能较为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到科研部门和决策层。科研部门把收到的信息分门别类分析汇总,并适时提交到决策层。决策层制定相应措施和管理办法,再由流域机构和生产单位严格实施。

 

6. 鼓励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实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中,非常重视政府引导和社会的参与。土地使用者组成的民间团体成为生态恢复政策实施的主体。同时,科研、教育以及学术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服务、培训和评估等,广泛开展相关利益方的能力建设。参与式管理使得生态恢复项目在实施中能够充分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发挥最大的生态退化防治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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