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边城》以田园牧歌式的笔调，冷静地提出对世界性的触及生命存在本体的思考。作者巧妙运用感性经验的穿透力，折射出一个理性的、社会的世界，完成了女主人公翠翠的成人仪式，也摧毁了传统文化价值的遗存。《边城》问世60年来，各式的解读层出不穷，本文试图从小说辞章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小说的言语系统，从审美的角度考察小说言语的特征。表层的言语代码体系经过作者有意地修饰、加工、变化，超越了由句法、修辞、逻辑等规则的框架解读，生成小说言语的文化圈，于灵动的语言中生成更丰富的审美韵味。
一、言语代码的变异性，创造性，想象性，象征性
（一）语符的变异性创造语言的“狂欢”
表达者借助各种具有表现力的语言符号，成功地向接受者传递信息，但语言符号并不刻板地固定地遵守组合规则、聚合规则，而是在遵守这些语言规则的同时，又突破性创造性地表达效果。例如：翠翠的爷爷得了肉，把钱交过手……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
“妩媚”一词本是形容女子相貌娇美的姿态，作者巧妙地“偷梁换柱”，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老船长质朴、正直、热情的品德。老船长日子虽过得十分拮据，但从不占外人便宜，一辈子都谨慎恪守着自己的立场，他是传统道德与价值的象征。从他的善良和诚意中，可以看出湘西边城的人们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一个原生态的、和谐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符号一反常规的“变异”，突破了原有的交际圈，生成的新的语义指向，体现了表达者修辞建构的智慧。
（二）语符的创造性丰富读者审美认知
又如：老船长对杨马兵说：“下棋有下棋的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各的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由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岸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语符“车路”“马路”进入特定语境时，巧妙地带来新意，“车路”“马路”本是简单的路的称谓，丰富的生活体验告诉人们：车路行走的速度大于马路。老船长意味深长地把两种不同形式的求婚方式传递给杨马兵，言简意赅却意味深远，言语得体不卑不亢。表达者所设的“编码” ，之所以为接受者成功地“解码”，在于二人共同生活于一个文化圈，年龄、身份、职业、文化的相似 ，使二人产生“心灵相通”的共识。特定的语境使言语代码夸大自身的容量，创造性的发挥使文章带上浓郁的审美趣味。
（三）语符的想象性带来“如诗似画”的审美体验
再如，小说第八章写到翠翠一个人守渡船，在渡船上轻哼着巫师的歌，作品这样写道：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微带忧郁。唱完了这首歌，翠翠心上觉得浸入了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已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俄国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说：“我们把不引起读者对既有陈述构成方式发生任何联想的文本称为单价文本，把或多或少有意引起这样联想的文本称之为多价文本。”多价文本的价值体现在于语符超越自身能指内容，生成所指的广阔丰富的想象内容。“想象”的思维方式改变语符单薄的表达，而赋予丰富的生命。心理活动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朦胧情感，更是难以捉摸.善于写意人生的作者凭借语言符号的想象力，妙笔生花地完成了一幅“物我合一”的山水画, 把翠翠心中的莫名烦恼与内心联想的图景——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鼓角，人物外部的实在自然景物——溪面上的烟雨丝丝入扣，融为一体，交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写意人生画。画中情景交融的和谐，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绘画技巧。语言符号把心理世界转化为物质世界，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融为一体，使翠翠此时“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得到形象的体现。
（四）语符的象征性生成历史
小说是通过言语代码表现意象。言语代码作为意象的外载体，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小说中的语符“渡船”频繁出现20多处，作为小说中的自然物象，经过故事主体的人物语言和暴风雨之夜渡船的冲毁，成为小说中具有原型意味的象征。言语代码的重复出现，不断向接受者传递信息，作为意象的外载体，它体现着一种生存方式和经济地位。首先，作为自然层次的语符“渡船”，由于河流的阻隔，它成为通向彼岸世界的承载物；其次，作为意象层次的“渡船”，它所呈现的彼岸性，具体体现为一种未知的世界，翠翠和老祖父的故事都近乎一个具有仪式意味的渡船的承载过程。从生命形式看，翠翠的爱情故事讲述了翠翠如何从一个自在的生命经由爱情这一人生形式过渡为一个自觉的生命。而祖父则是完成这一生命形式的过渡人。
老祖父作为传统伦理观念与智慧的体现者，他企图为翠翠寻找一条合乎人性又合乎自然的成长经历。他年过70所造成的地位的窘迫，使他在神的允许与自然的不巧中无法从容地调配，作为伦理传统与智慧的体现者祖父，却要面临处于窘迫地位的尴尬。作为文化传统象征的渡船，包含着作者对触及世界生命本体的思考与喟叹。作者的情感渗入物象中，往往使言语代码形式的物象带上本身所没有的情感特征，主观情感融入物象，物象之灵魂——意象，浑然天成，正是表达者所要抒发的对生命创痛的感动与抒发，对无法尽善尽美的生命本然状态的一种唱叹。
二、人物对话的机智调控
人物对话的美学价值在它不仅准确地传递信息，更在于其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效应，具有“一语双关”的表现力。
例如，当祖父问翠翠是否记得两年前的二老时，他抿了一口酒，像赞美酒，又像赞美人，低低地说“好的，妙的，这是难得的”，过渡的人在门外坎下叫唤着，老祖父口中还是“好的，妙的……”匆匆下船做事去了。“醉翁之意不在‘好的，妙的’”形象刻画了老祖父对二老的喜爱和称赞，言语代码表层是对美酒的称赞，言语代码深层却是对“年青有为，英俊不凡”的二老的赏识。故言不由衷，借酒赞人，一语双关，恰到好处。
三、人物对话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大老与二老各把心事互相倾吐时，大老这样说：“是呀，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件事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归归矩矩嫁个人！”
“那你怎么样？”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了，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
“唱歌呢？”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吧，我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
言为心声，人物的心理活动反映在人物话语中。通过人物对话，读者能窥见人物内心或隐或现的思绪；代表茶峒人粗卤爽直一面的大老，此时的气恼与愤慨，在言语交际中毫不掩饰地展露出来。也正是大老直言不讳的“真”，心地单纯而爽快的“直”，把湘西边城赤子型自然人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四、对话场景中的非对话情节
在小说中，对话双方通过语符的组合，完成语义内容的表达，交际双方共同处于同一交际界面，叫显性对话。例如《边城》中，祖父与翠翠的对话，祖父与顺顺的对话，大老与二老的对话，推动情节在显性时间和纵向空间中自由延伸。小说家赋予交际一方特权，让它用大量话语叙述自我，人物内心两种不同的“回声”传达叫隐性对话，实际是交际一方灵魂的自我剖析，自我拷问，例如：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儿害羞情绪，轻轻的说“在水鸭子打架！”照当地习惯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同是自己也在心里答道：“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
翠翠自我的话语，形成了一个可以与故事话语对等的属于翠翠内心的自足世界。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翠翠，似乎完全置身于历史，文化之外，但是大自然赋予她的自然生命远比任何文化熏陶出来的生灵更为完美，更为纯洁。自然赋予的灵动的，生命让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内心世界波澜起伏，懵懂的心思。朦胧的爱情让这位原来无忧无虑的少女顿时增添许多莫可名状的烦恼，而一直相依为命的爷爷却难猜少女的心思.在缺乏共知前提下，翠翠羞于向他人表达，而不自觉在内心深处上演反反复复的自我剖析，隐性对话。也恰是“隐性对话”的存在，使翠翠“自然人”的形象更加丰满。
五、话语信息差，实现信息改值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信息的编码、传递与解码环节失误，都可能产生信息差。信息错位产生的焦点就在于对话双方交际层面上的差异，双方在共知语境前提，话语接收体验基础，体验程度以及话语受制的时间空间等语境因素上不处于同一个维度层面，就产生了信息错位。
例如，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说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二老发出的言语代码信息与翠翠接收的信息反馈相偏离，话语信息差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实现信息改值，致使一贯斯文的翠翠一反常态，骂出“你个悖时砍脑壳的！”的脏话，看似不和谐的话语却产生丰富的审美价值。
结语
小说是修辞的艺术，小说在语言层面对辞章进行宏观调控，丰富小说的审美韵味。本文立足小说辞章学，在作品内交流环境中，从辞章学的角度对《边城》进行解读讨论了言语代码的变异性、创造性、想象性、象征性，以及人物对话的话语调控、对话场景中的非对话情节等内容。
【注 释】
[1] 转引自祖国颂《叙事的诗学》第12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见邵冬朗、王宏革、陈月英《论〈边城〉人物的美学特色》，《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第1期.
【参考文献】
[1] 祝敏青 小说辞章学[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2] 祝敏青 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3] 谭学纯、朱玲 广义修辞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