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研究综述（一）（齐援军）

一、绿色GDP研究回顾

依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建立的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测算，可以精确的把握宏观经济的增长趋势及物质财富的增加。但，人们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中，忽视了因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造成的资源消耗和为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排除在核算框架之外，只计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直接产品的市场价值，而未能测算其作为生命支持系统的间接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对经济社会发展误导作用，对世界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推波助澜。其结果有三：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负效益）；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为克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缺陷，人们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从传统的单纯追求数量增加的发展模式向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福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为转变观念，就要求研究并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

（一）国外绿色GDP研究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进行着理论探索。

1、专家与学者对绿色GDP理论的探讨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Goldsmith，1972）；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1989年卢佩托（Rober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指标重点考虑到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经计算，印尼在1971年到198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7.1%，但扣除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后，实际经济增长率为4.8%。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GDP增长率的70%。

1996年Wackernagel 等人提出了“生态足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产土地面积。世界按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为 2.3hm2；地球生态承载能力1.8hm2，超出0.5hm2。如果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再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则人均生态足迹的参考值是2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目前使用的生态足迹的比重已超过全球生态承载能力的27.8%，高出参考值12.8个百分点。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

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把全球生态系统分共计20个生物群落区，他们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之间比例关系（1:1.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2、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对绿色GDP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其主要内容是列入环境污染。国家制定单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列出治国理污染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当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8.5%，在扣除治理污染费用后，经济增长率降至5.8%。

1973―1982年，联合国开始研究环境统计的方法与模式，并编写出《环境统计资料编制纲要》。198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建立环境账户的指导方针，为此后许多国家建立各自国家的环境经济账户提供了参考。

198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报告《保护地球》，随之由世界银行在 80 年代初提出的“绿色核算 (green accounting)”。

1983―1988年，联合国统计署与世界银行环境局、美国环保局合作，正式开展了环境与资源核算的研究工作，初步讨论了资源与环境核算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关系问题。

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从1987年开始，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的研究项目，并在此后几年连续开展多种研究合作。

1989年以后，联合国统计署、环境署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界定环境资源核算的概念，1994年正式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其2000年版正式手册已在2001年6月份出版。世界银行定期发布各国绿色统计数据，2003年版的“绿色数据手册”（ThelitdeGREENDataBook2003）已于2003年4月份出版。

199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墨西哥率先实行绿色GDP。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环境退化成本。在资本形成概念基础上还产生两个净积累概念：经济资产净积累和环境资产净积累。

1992年，联合国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会议），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 “绿色GDP”，以期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合作，将环境问题纳入正在修订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框架中(UNSD)，并最终推出一个系统的环境经济账户(SEEA)。该账户第一次提出同SNA一致的解释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统框架，并首先在墨西哥、博茨瓦纳、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进行了试点研究，以评价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环境经济账户(SEEA)体系一经推出，即在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是目前影响最广、被效仿最多的绿色账户体系。美国在同年即率先推出了反映本国环境信息的资源环境经济账户体系(SEEA)。1996年，印尼完成本国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账户核算，并初步进行了核算矩阵的构造及1990-1993年的实例估算。

1998年，日本仿照提出广义的资源环境账户体系的理论框架(CSEEA)，建立了较为完整的SEEA实例体系，给出1985年及1990年本国绿色GDP的初步估计，并将其用于环境政策的研究。近年，欧盟结合在挪威和芬兰开展的研究，制定出基于SEEA框架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欧盟统一模式――包含环境核算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该模式已被欧盟成员国普遍采用。

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发布基于"扩展的财富"概念，提出的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学者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

特别指出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指标 ，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判据。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真实储蓄率既抓住了财富现实衡量的本质内涵，也着眼于用真实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去衡量财富影响的长远后果。”

（二）国内关于绿色GDP理论的研究与进展

国内关于绿色GDP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追踪国际绿色GDP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结合本国实际也做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探索，主要表现为，较早的进行了区域性和全国性范围内环境污染损失的测算，研究结果受到政府综合经济研究机构的重视，并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

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WCED)以后，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核算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力求保持中国SNA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数国家的SNA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我国国内的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一直也在跟踪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的动态与发展趋势。

1、国内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开展的研究

1981年，在全国环境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镇江召开。研讨会上首次发表关于计算污染损失的论文。论文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介绍和探讨了关于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对一个城市或一个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所做的估算和实例分析。朱济成计算了北方某城市1972――1976年年均水污染损失。

1984年，《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首次对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估算。《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夏光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会1998年9月

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

1990年，过孝民、张慧勤主持了对“六五”计划时期环境经济损失研究，这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诸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称为“过―张模型”。

1994年，由金鉴明主持的“ 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使得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比较持之有据的了解。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在国家环保局局长基金和联合国（UNU）支持下进行了“中国有90年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

1996年到1999年间，北京大学应用“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的综合核算，并且对1992年中国的EDP、GGDP进行计算。该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并在1999年出版了以1993年版本的SEEA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环境综合研究的专著，对我国1992年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森林、草原、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使用纳入经济体系的综合核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该研究建立了我国国家尺度上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框架(CSEEA)，估算出1992年全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成本约占当年GDP的4.87%。

1998年，受联合国大学（UNU）资助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框架”课题对中国1993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进行了研究。

2000年，北京大学将SEEA方法应用到中国农村，对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

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研究结论是：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即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北京市的GDP需扣减约1/4。

2001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

2、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的研究

1998年，国家环保局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核算途径、以及实际操作的研究与实践。

2001年，国家统计局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工作，重点是试编“全国自然资源实物量表”，包括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四种自然资源。通过编表，可基本搞清这四种资源的存量规模和结构状况。“全国自然资源实物量表”兼顾各种自然资源的不同特性，突出了宏观核算特点。今后，将相继开展“海洋资源实物量核算”、“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实际支出核算”、“环境核算”以及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

2003年8月，国家统计局、中国林业科学院和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省林业厅、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联合研究，初步建立了海南省森林资源与经济综合核算的基本框架，以科学、全面、真实地反映森林环境资源的生态效能价值，为绿色GDP核算积累经验。

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物流核算是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础。

胡锦涛总书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后又加入发改委和林业局，正在加紧研究适合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用以衡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将首先对能源、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实物量’的增减情况进行统计。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绿色GDP核算。

2004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主办“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会议提出，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将在未来3至6年内初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来自美国、欧盟、联合国、亚行和中国国内的外近百名官员和专家学者。

会议重点讨论了绿色国民核算与科学发展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经验、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技术方法等项课题。与会专家指出，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成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其基本框架可分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的三个统计指标，科学反映各自的消耗成本及其经济损失。这是一项涉及众多指标、诸多部门的极其复杂的工作。目前，国际上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但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通用做法。我国今年3月由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启动“绿色GDP研究”项目，确立了总体目标：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争取用3―6年的时间，初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绿色GDP）体系框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人强调，本次论坛将汇聚国内专家意见，探索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绿色GDP统计办法。

目前，国内从事国民核算体系问题研究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相互关系的研究；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及核算途径的研究；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生产账户”（GDP）的生产方式方法及核算途径的研究；关于“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核算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研究。

（三）我国在绿色GDP研究影响下所采取的若干措施

1992年8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

1994年3月，中国政府批准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1998年制定（1999年通过）《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要用五十年时间，完成一批对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工程。

2000年制定《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九五”期间，治理污染共投资3600亿元，占GDP的0.93％，比“八五增加了2300亿元。

2003年，为全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明确21世纪初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保障措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总结以往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特制定《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四）国内出版的关于绿色GDP理论的一些著作

1998年8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实例与理论研究》。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研究”成果的结集。

1998年9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该书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数据，对全国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计算并分析。

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可持续发展评估》一书，从可持续发展评估的信息需求出发，探讨了环境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提出了环境核算框架、绿色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和福利指标的修正方法，并且应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状况。

2001年9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作者洪大用。该书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认为环境社会学的中心议题应是环境问题。作者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提出并论证了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转型范式”。

2001年11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环境经济手段研究》，作者沈满洪。该书基于环境经济手段的效应分析和综合比较，提出了环境经济手段的选择模型和创新思路。

2001年12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生态资产概论》，王健民、王如松主编。该收围绕自然资源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2003年1月，《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与实践》。

该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环境与发展研究丛书之一，丛书已出版：《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实例与理论研究》、《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

二、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演变与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出现，一些专家和学者逐步认识到单纯用GDP指标指导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开始探讨并提出绿色GDP概念。

（一）国外专家学者对绿色GDP概念的探讨研究

从国内现已查出的资料看，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就开始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陆续提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现代绿色GDP概念的理论基础。

1、从经济增长与生态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生态需求指标”（ERI），1989年卢佩托（Rober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即“净产出”。他们试图通过测算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全球资源环境的对应关系，以期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弊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净产出”概念的要求是，把现在一些被认为属于“最终产品”的产品和服务转移至“中间产品”，以改进“净产出”的度量。这一原则是大家所肯定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沿此方向提出“抵御性支付”概念，指用来消除，缓和，抵消和避免工业社会增长进程给生活、工作和环境带来的损害的支出。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建议注意被忽视的资产损耗。WRI认为人们把人造资产作为生产性资本价值化，将损耗从生产价值中扣除。对于自然资源却没有这样做，由此夸大了净产出和资本形成总量。

2、注意社会成本的净经济福利概念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二人认为测量经济增长，应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城市制造的各种类型的污染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和社会义务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价值。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他们全面考虑到在经济发展中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包括财富分配不公平，失业率上升带来的损失、犯罪率上升对社会稳定的危害；要求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指出医疗支出，不能计入对经济的贡献，需要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被称做是“典型的绿色GDP”。按此概念要求，需对现行GDP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调整是因为收入不平等。认为根据是，给穷人增加1000美元收入带来的福利增加将多于给富人家庭增加同样多的收入。

第二补充4种服务流，它们被官方忽略。4种服务流是家庭劳动、现存消费者耐用存量、公共街道和高速公路、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

第三调整当前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由于提供服务的是全部耐用消费品存量，而不是新买的耐用品所提供，应予以调整。

第四调整个人消费中大气、水、噪声污染等带来的损失。

第五调整自然资源的耗竭。

第六调整环境损失，指污染的长期影响。

3、考虑生态承载力的生态足迹概念

1996年，Wackernagel 等学者提出用“生态足迹”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主要考虑维持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条件下，所必需消费的资源及吸收废弃物的生产土地面积。该观点按世界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需要2.3hm2；地球生态承载能力1.8hm2。再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 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全球生态承载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

1997年，《自然》刊物发表Robert Costanza等12位学者的论文“度量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首次系统地设计出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项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对自然干扰的调节、水的调节、供水、土壤形成、土壤维护、营养循环、废弃物吸收、花粉传送、生物控制、避难处、食品生产、原材料、基因资源库、消遣、文化等。上述生态系统服务项目，不包括不可再生的燃料、矿物和大气等内容。并初步测算出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服务价值至少为33万亿美元（严格说是16―45万亿美元），这是当前的边际值。“生态服务”数值是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的1.8倍。

该项研究可以确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大部分，目前处于市场系统之外。如气体调节（1.3万亿美元），抗干扰调节（1.8万亿美元），废弃物处理（2.3万亿美元），营养循环（17万亿美元），森林（4.7万亿美元）湿地（4.9万亿美元），海洋系统提供了占63%的价值。

该项研究的估价方法采用支付意愿法。即如果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价值50美元的森林木材生产力的增值，则受益者就乐意为此支付50美元；如果森林还提供了非市场的审美的存在价值和保存价值70美元，受益者也愿意支付这70美元。生态系统服务总值等于120美元，其中进入GDP统计的是50美元，非市场价值70美元。

4、“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真实储蓄与“扩展的财富”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在专家和学者之后，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介入绿色GDP概念的研究，相继提出很有价值的观点。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报告《保护地球》，随之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提出绿色核算(green accounting)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1989年以后，联合国统计署、环境署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界定环境资源核算的概念，1994年出版《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

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合作，将环境问题纳入正在修订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框架中(UNSD)，并最终推出一个系统的环境经济账户(SEEA)。该账户第一次提出同SNA一致的解释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统框架。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扩展的财富”概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迪克逊指出，国家财富衡量方法要求通常所衡量的经济变量之外，还应当明确地包含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因素。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自然资源的有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学者们认为，这一概念为真实的“财富”及其动态变化，提供了统一标准。

绿色GNP是一种新的国家收入估算方法的非正式名称，它针对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对收入进行调整，包括衡量开发自然资源的用户成本以及评价污染排放的社会成本。

简短的评论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概括的了解国外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对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探讨和研究。绿色GDP概念的研究轨迹：

早期的研究，人们认识到单纯GDP理论的盲目性，初步要求考虑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损失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注意到社会成本问题，指出应扣除污染和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和高发的犯罪率带来的损失。

进入研究后期，理论界提出生态足迹和生态服务指标体系概念。我认为这两个概念相互衔接补充，在研究中吸收了系统论的观点，即将人类社会融入自然界生态系统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子系统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或者说自然界生态系统所允许的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存在）上限。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着人类在经济发展观念上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子系统在自然界生态系统目前所具有发展（存在）上限也将增加扩大。

在国际性经济组织介入研究后，陆续提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真实储蓄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和扩展的财富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真实储蓄两个概念紧密相联，最具有政策相关性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就是“真实”储蓄，它代表了全部重要资产的净变量的价值。联合国和世行于1993年最终推出系统的环境经济账户(SEEA)。这样，各国政府就可以依据绿色GDP概念和环境经济账户(SEEA)指导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国内经济理论界对绿色GDP概念的研究分析

从已查寻到的资料看，国内理论界对绿色GDP概念的研究与国外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对绿色GDP概念的理解和统计指标构建方面。

关于绿色GDP概念的研究，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上，为解决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即解决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进行研究，对绿色GDP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其次是为依据绿色GDP理论解决具体问题，在统计核算和政策层面上开展研究，进而制定政策。目前，从国内有关绿色GDP概念的研究看，基本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

1、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界定绿色GDP概念

广义绿色GDP概念。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界定绿色GDP概念，应考虑未经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对非经济福利有益的外部经济因素，经修正后，有益于GDP增值的部分可纳入绿色GDP体系。

（1）考虑资源环境要求对绿色GDP概念的界定。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是指在原有GDP的基础上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对GDP指标作出某些修正计算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总量指标，又称生态GDP，并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绿色GDP=国内生产净值+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或者“绿色GDP=(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额+固定资产损耗)-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

也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其提出的核算公式是“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

还有学者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认为绿色GDP是EDP(国内生态产出)，其计算公式为“EDP=GDP-生产资产折旧-环境投入”，以此表达一时期考虑环境投入后的经济产出。

上述观点其共同之处：是基于已有的SNA体系核算出的GDP的基础上削减GDP的获得对自然资源、环境所造成的降级与损失。即，绿色GDP就是在原有GDP的测度中纳入“资源环境”概念。

（2）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雷明博士指出，绿色GDP是用以衡量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它是指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额，或者说是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这里，资本资产包括人造资本资产（厂房、机器及运输工具等）、人力资本资产（知识和技术等）以及自然资本资产（矿产、森林、土地、水及大气等）。

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绿色GDP核算可在GDP核算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环境调整而得到：①当前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货币价值的估计，这一项目的调整主要指传统GDP中未计入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部分。②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预防支出）。③资源环境恢复费用支出（恢复支出）。④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即：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损失－（预防支出＋恢复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

雷明博士对于绿色GDP概念的界定，是基于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保持收入水平的可持续性。他的“现有资本资产”是指人造资本资产、人力资本资产和自然资本资产，这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扩展的财富”概念基本相同。“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但雷明博士的“现有资本资产”缺少“社会资本”，这似乎是不足之处。在对GDP的调整中，也没有加上在资源环境得到改善后的收益部分。

（3）福利GDP的观点。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杨森杰认为，该观点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思想基础上的。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福利GDP的计算公式定义为“福利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是一种非经济福利，有外部经济因素和外部不经济因素。例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就是外部不经济因素，应予以扣除。持福利GDP观点的学者认为福利GDP也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绿色GDP，因为他们认为前面论及的绿色GDP扣除了不经济的环境污染等影响因素，但是没有考虑与此同时还存在的也是未经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对非经济福利有益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前面的绿色GDP修正后没有纳入有益于GDP增值的部分。

最典型的可以引起GDP增长的外部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经济活动。其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了社会的实际福利，但是由于它的隐蔽性，没有在SNA体系中得以反映。福利GDP的统计就力图核算出那些所谓地下经济部门即没有在政府注册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单位的产出。二是闲暇活动的统计。闲暇是衡量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它的增加也表明了社会福利整体水平的提高。闲暇活动的核算具体包括：活动内容、活动次数、活动场所(设施的利用)、活动支出、活动的同伴者、满足情况。这一核算指标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2、从统计核算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

该观点从统计度量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认为，在现行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即可得到绿色GDP。政府部门的专家和官员是上述观点的代表。

光明日报刊登采访许宪春的文章，许宪春认为绿色GDP或EDP概念，在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中，EDP是核心指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绿色GDP（G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D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这就是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可这样来表示：EDP＜GGDP＜GDP。从增长率来说，当环境成本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时，EDP和绿色GDP的增长将低于GDP的增长。

湖南省统计局指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绿色GDP（G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D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这就是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可这样来表示：EDP＜GGDP＜GDP。从增长率来说，当环境成本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时，EDP和绿色GDP的增长将低于GDP的增长。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3、应用绿色GDP概念进行统计核算的困难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国内外许多专家多年来致力于此项研究，虽取得重大进展，却也存在着不少争论。目前，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技术难点，GDP通常是以市场交易为前提。但如何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砍伐森林卖掉原木，销售价即可纳入GDP统计。但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不知用什么数据确定其价值。专家们提出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倒算法，按市场成本估算。另外，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也可以科学推测。例如，滇池污染严重，周围的农田、化工厂是主要污染源，将农田和化工厂的利润汇总。要使滇池水变清，将劣五类水变回到二类水，最起码要投入几百个亿。这样测算，即便不包括滇池内鱼类和微生物的灭绝，也不包括昆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成本，滇池周边地区几十年经济行为就是巨大亏。

观念的难点。实施绿色GDP，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发生变化，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将大大下降。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可以想见，随着绿色GDP的研究和实施，环境的保护或破坏，必成为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曹凤中撰文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行资源环境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于资源核算，有几个重要前提：一是要确认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二是要如果实地把自然资源看作一种资产、一种财富；三是要把自然资源的增加量（生长量、新发现量、重估增值量等）当作资本形成，即新增资产来看待； 四是要把自然资源的减少量（开采量、损失量、重估减值量等）当作资本和资产损耗来处理；五是要遵循国民经济核算的一条原则，即在进出口平衡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东西恒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东西，对资源核算的基本思路、框架和方法是先进行实物量核算；然后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资源核算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国民财富核算、经济产值核算和投入产出核算三条渠道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经济产值核算中， 一个重要问题是引入了自然资源折耗（类似固定资产折旧）的概念。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明显看出自然资源的丰欠、消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发表在中国环保网的《绿色总量指标的理论基础和意义》一文指出，绿色总量指标GDP的获得和分析，目前有两种途径：

（1）在传统的国民经济帐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通过调整传统的GDP得到绿色GDP。虽然缺少国际通行的转换资源利用和环境退化信息的做法，但一些国家正利用SEEA框架建立环境资源(如水、森林、能源等)的卫星帐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以对原有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这样调整后得到的"环境国民经济帐户"能进行国内产品和财富的绿色衡量，其中包括三种调整帐户：

――自然资源帐户，通过国民经济平衡帐户。连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资源和污染流帐户，通过实物形式连接到卫星帐户。

――环境费用帐户。

（2）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描述和计算绿色GDP。其基本方法是考虑环保活动(资源恢复和污染处理)，在投入产出表第1象限主栏增加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两部门，在宾栏增加资源恢复和废物治理两部门。

从产出方向看，传统GDP等于各传统产业最终产品之和，各部门最终产品等于总产品减中间产品，然而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出了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正效应)，而且产生了由生产活动外部不经济性所带来的生存环境损害(负效应)，同时，开展环保活动(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又必须有相应的资源环境消耗，包括进行环保活动而新产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自然品"的消耗，另外，由环保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新创造价值)，应被视为产出新增部分。

因此，绿色GDP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害+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

应用环境经济账户(SEEA)，北京大学雷明（1995年）计算了1992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环境成本。按他的计算，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损失）约为1297亿元，占当年GDP的4.87%。绿色GDP值25176亿元，GDP的9.5%，EDP值21810亿元，是GDP的8.2%。

在环境成本核算中，来自经济（自然）资产合作的约为680.8亿元，约占整个环境成本的52.5%；来自非经济（自然）资产使用的约为616.3亿元，约占整个环境成本的47.5%。计算范围包括8项自然资源，森林、草地、耕地、煤、石油、天然气、大气和水。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院 信息研究咨询中心